日期：2013-12-06 12:25:09
　　有了功名和头衔，康进士第三次上疏，此时袁世凯刚从老家回京，听说京城有个姓康的最近炒得比较火，每次考完试都忙活着写稿子，写完就闹着上书，简直成了职业撰稿人。细细探来，袁觉得这康有为还算个人物，又与自己志同道合，一番交谈之后便揽下了这个活，他准备将这封信交给荣禄，让他呈给光绪，不想荣禄既没有给康有为面子，也没给他面子，当场表示爱莫能助。等到光绪看到这封信时，已经是几经辗转猴年马月的事了。

　　康有为陷入了沉思，他想从屡战屡败中寻找成功的灵感。
　　在康有为不为失败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法的这几天里，紫禁城的乾清宫，有一个人在背着手来回踱步，他年纪看起来不大，五官也较为清秀，随着他身上的龙袍迎风摆起，还颇有几分玉树临风的感觉，这是大清朝的光绪皇帝。
　　这一天，天气还算晴朗，阳光还算明媚，光绪帝载湉忽然有了出去晒晒太阳的冲动，他走出乾清宫，来到空旷的皇家大院，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他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正要赋诗一首，一个巨大的阴影遮住了他的思维。载湉睁开眼睛，他的姨母慈禧正耐人寻味地看着他，这个满脸褶子的女人看起来倒是慈祥，但和很多人一样，光绪怕的是她的智慧。
　　从十八岁亲政，光绪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做一位有作为的好皇帝，如今九年已经过去，他并没有太多的成就感，总觉得施展不开拳脚，处处都有羁绊，他知道，就是因为眼前的这个阴影。什么时候能大干一番事业，也不枉他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帝之名了。

　　载湉听说过紫禁城高墙外面的那个康有为，也看过他的稿子，可是现在，他们两个人就像那句老话中说的，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只要有缘分，总会相遇的。他坚信。
　　1898年8月，康有为和他的信徒梁启超在北京成立强学会，主张维新，提倡救国图强。一时间，京城里刮起一股潮流，不知道强学会没听过康梁，就别谈政治。强学会开张当天，京城和地方的政界明星纷纷慷慨解囊，张之洞、刘坤一、聂士成等人都没有落下，就连李鸿章也大手一挥豪捐白银两千两，不过康有为认为自己是有牌坊的人，看不惯这种汉奸，自然没收他的银子。
　　袁世凯虽然这时工作都还没定，依然捐了五百两银子，对于一个无业青年来说，这算是大手笔了，不管有钱没钱，他都从来没有小气过。经过上次帮忙，这次又慷慨相助，康有为对袁世凯甚为欣赏，双方很快打成一片。也就是因为这一段短暂而美好的回忆，康有为陷入了对袁世凯的“过度迷恋”之中。

　　有些史学家说袁此举是投机押注，这种说法让人难以信服，在这期间，袁世凯已经写好了呈给光绪的那个一万三千多字的改革奏折，前卫可以伪装，表面文章可以照做，一个人诉诸文字的思想应该怎么去伪装呢？康有为除了匪夷所思地要“杀几个颟顸大臣”，又写过多少长达一万多字的奏疏呢？恐怕除了闭门造车的高谈阔论，并没有什么因地制宜的举措了。
　　从最后的结局来看，康有为变法失败是必然的，对中国来说，也是幸运的，终于没有引发生灵涂炭的后果，用目前流行的一句话来分别概括康袁两人较为合适，那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袁世凯一直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不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政治家，更不是学院派，而是一个事必躬亲讲求实效的执行者和实践者，用最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问题并使利益最大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失时机地促成飞跃”，无论做事，还是做人，他的理念向来一致。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评价他只有目的没有原则了。
　　日期：2013-12-07 18:04:38
　　在康有为的团队里，主要人物有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康的弟弟康广仁、张之洞的得意门生杨锐、进士刘光第和杨深秀，以及举人林旭，除了这六君子，强学会成员中还有一个沈曾植，和袁世凯关系也不差。
　　袁到天津小站之后，时不时进城一趟，到天津出差，每次出差他都会去一个文化俱乐部，不只是找沈曾植，那里还有他的老朋友，严复。
　　严复，字又陵，福建侯官人，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回国后到福州船政学堂当了一名老师。甲午战后，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名声日隆，由此与袁相识。

　　1897年，严复和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并翻译发表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提出中国如不自强图存，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天演论》一经发表，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轰动。
　　袁世凯进城，正是要找这位老朋友，这个文化沙龙里除了严复、沈曾植，还有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人，袁每每至此，常与这几位朋友秉烛夜谈，通宵达旦。袁世凯读过严复的文章，欣赏他的维新论，严复也觉得袁思想前卫，是进步人士，两个人便有了深入交往的感情基础。1905年，袁世凯的立宪主张得到了严复的赞同，1915年，袁改国体为君宪，严复为“筹安六君子”之一，也正是出于这段渊源。

　　晚清政局风云变幻，袁严二人的友谊也曾因1898年的这场政变而一度中断。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救亡图存的举国浪潮再度高涨。热血青年袁世凯拿着列强瓜分中国的地图找到翁同龢，大谈非变法不可以救国。可以假设，若不是袁后来练兵，清廷中央出现以他为核心的变法团队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袁氏变法和康不同，不是纸上谈兵的天方夜谭，而是更为符合国情极具可操作性的兴利除弊了。
　　只可惜，袁氏投标失败，他给光绪的那个奏折虽然得到肯定，但可能出于学历限制，并没有被采用，中标的是康有为的空中楼阁式变法。至于“半文盲”袁世凯与进士康有为，两个人的维新举措，谁的更有可行性和说服力，只需查阅一下原件，孰优孰劣，便可一目了然。
　　1898年4月，继强学会被清廷关闭后，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舆论造势的条件初步形成。在康梁和朝廷之间，有一个人特别活跃，这个人叫张荫桓，任总理衙门大臣，作为康有为的同乡，他向光绪密荐了这位老乡。光绪久闻康先生大名，决定会会这个传说中的康有为。
　　一番谈话下来，光绪仿佛找到了知己，他眼中的老康不是老康，分明是一剂救国良药。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新政。
　　6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勤政殿再召康有为，康慷慨激昂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政治上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改订律例，编练陆海新军；经济上提倡实业，设立商会，改革财政，取消贵族养老制度；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学堂报馆，派留学生，奖励科学发明等。总体上看，康式改革并没有什么新意，不说早年的魏源和冯桂芬，洋务时期清廷就已有所涉猎，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即使倡导维新，严复也不比康有为晚。不管有没有新意，至少这时候康有为还没有犯错，错的是他的改革力度。

　　在光绪面前，康有为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家，要是竞选总统，估计连奥巴马都不是他的对手。老康越说越来劲，先举出了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的例子，提出要全变、骤变，大拆大建，说到最后，竟建议光绪杀几个大臣开开荤，除去几个顽固的拦路虎，这法就变了。连一旁的荣禄都听得不寒而栗。
　　不愧是一介书生，除了纸上谈兵，连基本的变革常识都没有。
　　在光绪见康有为之前，搞了多年政治的慈禧找过他谈话，也举了一些洋务运动之类的例子，她以政治前辈的口吻对载湉说，你有大志向我很欣慰，你想变革图强我也很支持，关键是你要采取稳健的改革措施，国家才不会有什么闪失，简而言之一句话，祖宗章法不可违悖，你要用对人，李鸿章和张之洞就是成功代表。
　　到底是摸清了大清脉搏的人，在这一点上，慈禧算是明智的。

　　意气风发的光绪还是受了书生的蒙蔽。谈完话不久，他就给了康有为一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头衔，准其专折奏事，随后的几十天里又连续下了数十道旨意，书生意气的光绪皇帝开始发飙了。
　　可他不是李熙，李熙无才，但他还算自由之身，而载湉头上，却还有一个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