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刚刚入关的公元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立刻派人回访西藏，后来又几次派使者发出邀请。其实，皇太极、多尔衮兄弟二人的情报工作搞得相当可以，他俩都给达赖、班禅等黄教高层送了一堆高帽，可没说啥具体的事儿，只是在给西藏实际掌权者固始汗的信中，清廷才提到邀请“圣僧”来中原传法的要求，却没明确说想请哪个“圣僧”，显然至少在表面上，给了固始汗充分的尊重和选择权。

　　这让固始汗陷入了两难境地。无论他情愿或不情愿，事实上清帝已经成为内蒙古各部的共主，尤其是入关以后，满蒙八旗的铁蹄所向披靡，兵锋已至青海甘肃，与和硕特汗国不可避免地发生接触。尽管汗国疆域辽阔，但与清帝国比起来无疑小巫见大巫，想不理不睬关起门来过日子，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和硕特汗国存在着被清帝国吞并的风险，但另一方面，背靠大树好乘凉，如果跟对了老大，以后就不再担心受准噶尔等强邻欺负了。

　　双方通过外交使团多次往来试探，和硕特汗廷终于确认，清帝只希望能得到汗王名义上的臣服，并没有对汗国辖区实施直接统治的意思，臣服后的汗王仍可以做为帝国的藩属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也就是说，双方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反而在宗教、军事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点。

　　考虑再三，固始汗痛快地向清廷开诚布公，表示如果想迎请西藏圣僧，唯一的人选只能是达赖喇嘛。除了历史形成的原因，使得达赖喇嘛确实是黄教第一人外，另一尊在和硕特汗廷支持下唯一能与达赖分庭抗礼的大佛——四世班禅已奔着八十去了，显然经不起长途折腾。
　　但问题是清朝入关时，和硕特汗国也刚刚取得西藏政权不久，各地的动荡还没有完全平定，迫切需要达赖喇嘛这样的大神来充当稳定阀。因此固始汗实在没法让罗桑嘉措离开，只能恳请清廷把此事延后，为此他多次派出使者携带大量礼品，前往北京进行解释。
　　显然睿智的多尔衮充分理解了固始汗的苦衷，此后没有勉为其难。直到四年以后的公元1648年，当清廷再次发出正式邀请时，西藏早已一片太平景象，日渐衰老的固始汗终于决定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让等得不耐烦的五世达赖喇嘛复信汗（即顺治皇帝）与阿玛王（即皇父摄政王多尔衮，‘阿玛’是满语的父亲），正式答应了邀请。
　　【待续】

　　日期：2014-07-21 11:36:36
　　【第二部 统治西藏的蒙古人——和硕特汗国风云】
　　《二、达赖喇嘛》（下）
　　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水龙年（公元1652年）三月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从西藏启程，固始汗（他本来同去，但中途因水土不服而返回）和年迈的班禅也派出各自的代表随团前往。同年秋天，代表团到达长城外的岱噶，也就是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凉城县。
　　此时，西藏方面又摆起谱来，要求清帝前往岱噶迎接达赖并在此地会面，一向特立独行的顺治当然不干，清廷于是推说现在南方盗匪太多，皇帝脱不开身，短期内没法去，你们先等着吧。远道而来的达赖他们显然等不起，只得让了一步，请皇帝在呼和浩特或岱噶中选一个地方见面。
　　顺治仍然不干，来信要达赖别耽误功夫赶紧往前走，同时说自己正往长城外面赶，咱俩就在路上见吧。要说西藏人心眼就是实诚，果然紧赶慢赶着前进，希望能抢在皇帝前面找个地点见面，如果准备充足再加上周围都是信黄教的内蒙古人，就有了半个主场优势。
　　一直走到了黄河边上，他们才突然又收到顺治的信，皇帝说我公务繁忙，每天要处理的公文太多，实在脱不开身，要不这么着吧，我让哥哥硕塞王爷（顺治同父异母兄长，封承泽亲王）领着内大臣替我去迎接你，咱俩还是在北京会面的好。事情到了这一步，西藏代表团已经没法回头，也只好同意。
　　五世达赖在十二月初五日到达张家口，然后经由今天的宣化、怀来，十二月十四日进入了北京境内。顺治与达赖会面的场景，肯定相当有意思，因为史料记载说，十二月十六日顺治决定去南苑打猎，结果竟然和达赖喇嘛一行人“不期然”地在猎场碰到了，于是双方才算见了面。有种说法认为，很显然这是清廷刻意安排的，毕竟顺治以九五之尊跑去和一个喇嘛开会，有点儿太跌份儿掉价了，但如果双方只是偶遇的话，就没那么正式，王公大臣和言官们也不好说什么。

　　虽然西藏壁画将顺治的形像描绘得相当成熟，但其实那一年，黄教教主已经三十六岁，而帝国皇帝只有十四岁，显然他俩是两代人，双方不仅有年龄代沟，在文化习俗等方面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双方究竟谈了什么没有留下详细记载，显然也并不重要，比内容更重要是形式，西藏当局让这么地位高的代表来朝觐皇帝，这无疑是一个表示臣服的姿态。

　　尤其让后人兴奋的是，顺治当时的座位是比达赖喇嘛高那么一点点的，这点也得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以及保存至今的布达拉宫壁画的证实。而且，会面时活佛显然比皇帝要更累一点儿——达赖是下马步行了“四箭之地”，而顺治则只“由御座起迎十步”。至于引起口水仗最多的部分，也就是双方会面的礼节，后来的汉文史书多咬定达赖跪了，而藏文史书则说双方按照游牧人的规矩，行的是握手礼。

　　也有说法认为，入关没多久的满洲人还没后世那么多花花肠子，顺治之所以借着“田猎”的名义会见达赖，主要就是为了避免觐见时礼仪上的麻烦，因此双方的会面很可能是在一种宽松随意的环境下进行的，并没太拘束于礼节。
　　无论怎样，清廷当时对达赖的接待规格是相当高的，专门提前为他在北京建了座行宫，这就是德胜门外保留至今的黄寺，为表重视，顺治还两次在帝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大殿——太和殿设宴款待西藏客人。
　　相比起皇太极时在盛京混吃混喝赖了八个多月的伊拉古克三活佛，黄教神王显然矜持得多，尽管受到的招待远超当年的伊拉古克三，但达赖在北京住了不到两个月就要求回家，理由是水土不服，自己和随从们都生病了。这很可能是基于西藏当局的压力，正所谓奇货可居失不再来，黄教政权的实际老板固始汗肯定不想让这尊大佛离自己太久太远，他不停地以自己和班禅的名义，说西藏政教事务积压太多，催促清廷赶紧让达赖回来处理。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二十日，带着清廷赏赐的大量金银珍宝，达赖喇嘛终于从北京启程返藏。四月二十二日，就在达赖回程期间，清帝国宣布，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给他俩颁发了委任状和公章，也就是金册和金印，而且还善解人意地使用了多语种（满、藏、汉三种文字）。
　　“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里，“普通”指“普遍通晓”，与当年俺答汗赠达赖的“辨识一切”是一个意思，“瓦赤喇怛喇”同“瓦齐尔达喇”，是梵语的“执金刚”，其他词都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