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55年，在平静地统治了藏区十三年之后，固始汗图鲁拜琥，这位被黄教徒尊为“丹津却吉甲波”——“丹津”即“丹增”，指佛教护法神马头金刚，“却吉”为“佛经”，“甲波”则是“王”，合起来便是“佛教护法之王”或“持教法王”——的蒙古可汗，于圣城拉萨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三岁，在当时绝对可称高寿。随着这位一代雄主的离去，多年积累的矛盾也逐渐冒头和爆发，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自然是，人口占少数的蒙古人和占绝大多数的藏人，是否要重新分配权力？

　　从清朝以及西藏方面的史料来看，固始汗生前并没有留下遗嘱，或者说起码没有留下明确的政治遗嘱。况且按照游牧人的传统，继承权多是有力者得之，除非可汗生前就指定好继承人，并且趁自己还活着刻意为其配置势力，扶上马再送一程才行，但显然，固始汗并没有这么做。

　　固始汗的大儿子巴图尔台吉，当年曾是父亲攻掠青藏高原的重要助手，不过后来和硕特汗廷迁往拉萨，巴图台和弟弟们都留在了青海，直到得知父亲驾崩的噩耗。由于长子巴图尔并没有明确的汗位继承权，固始汗的十个儿子，除了早已过继给固始汗大哥拜巴嘎斯汗、留在新疆的四子达赖乌巴外，为争夺老爹留下的遗产立刻打得不可开交。
　　如同一位隐忍许久蓄势待发的高手，蛰伏多年的达赖喇嘛终于出招了。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二、达赖喇嘛》
　　日期：2014-07-18 08:26:39
　　【第二部 统治西藏的蒙古人——和硕特汗国风云】
　　《二、达赖喇嘛》（上）
　　固始汗于公元1642年夺取西藏政权，当时五世达赖只有二十五岁，正是青春年少，而当固始汗于公元1755年去世时，早过而立的五世达赖将步入不惑的中年。期间十三四年时间，这位被蒙古人高高供起的西藏神王无所事事，只能埋头于青灯古佛之中，简直要闲出病来。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在固始汗统治期间，五世达赖喇嘛的文学、史学以及佛学水平突飞猛进，似乎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这位达赖喇嘛法名罗桑嘉措，译成汉语就是“善海”，显然是一个标准的僧侣法号。他在公元1617年出生于西藏的山南地区，六岁时被黄教大活佛罗桑曲结（即四世班禅）认定为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前面说过，身为四世、五世两代达赖的老师，罗桑曲结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在罗桑嘉措幼年时给了他很好的教育，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基本著作《菩提道次第论》就是由这位老活佛讲授的。

　　长大以后，年青的五世达赖又遍访名师，不仅系统学习了黄教历代经典教材，而且还对被黄教视为异端的宁玛派（后世俗称红教）著作颇感兴趣，甚至，他在藏族传统医药以及佛教建筑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是一位不世出的全才。后来，这位神王在明末清初那段波谲云诡的日子里如鱼得水，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显然与他活络的脑子和庞杂的知识不无关系。
　　五世达赖二十七岁时，他的第一部史学作品横空出世，立即获得了学术界广泛好评，由于该书原名实在太长——《天神王臣下降雪域大地事迹要记——圆满时节青春喜筵之杜鹃歌声》——因而后世往往根据内容，将其简称为《西藏王臣记》。该书叙述了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吐蕃王朝历史，以及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萨迦政权和帕木竹巴政权的历史。此书在汉地早有流传，笔者看过藏学家刘立千的译注本，言词隽永，行文流畅，即使做为一部文学作品来欣赏，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当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内容过于神神道道，凡是不好解释的矛盾冲突，便扯上了佛法报应之类的神秘因素。

　　也许早年文青生涯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终其一生，五世达赖都保持着笔耕不倦的习惯，写下了《大圆满教法史》、《文殊口授菩提道次第引导文》、《中观论释》、《怖畏金刚常修法》、《现观庄严论释难》、《俱舍论疏》、《羯摩仪轨疏》、《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三世达赖喇嘛福海传》、《四世达赖喇嘛功德海传》、《良药文集》、《诗镜论》、《相性新释》、《菩提道次第论讲议》等佛学、史学、文学和医学书籍，许多都成了今天我们研究西藏的宝贵资料，可谓著作等身。

　　鉴于固始汗领导的和硕特汗廷将西藏政权视为禁脔，五世达赖只能在其他方面给自己找事做，在这些领域，蒙古人往往并不擅长因而只能依赖藏人。除了文化方面，五世达赖还不忘自己的本职工作，大力发展宗教事业，他与自己的老师班禅一起，在西藏宗教界树立起了黄教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

　　凡是不合作的教派都遭到无情打压，比如他们直斥与黄教观点对立的觉囊派为异端邪说，下令没收觉囊派寺庙的财产属民，封禁焚毁载有觉囊派教义的典籍与经版。在神王的强大压力下，残存的寺院纷纷被迫改宗黄教，导致在西藏核心的卫藏地区（即拉萨、山南和日喀则），觉囊派几乎绝迹，而原本来藏修习觉囊派经典的蒙古僧人哲布尊丹巴（后来外蒙最大的活佛），则不得不改宗黄教并拜达赖和班禅为师。

　　打击对手的同时，黄教集团刻意扶持藏传佛教中一些弱小的教派，后世称为红教的宁玛派，就是在五世达赖时期获得大发展的。而纯粹是异教的伊斯兰教，竟然也能在拉萨获得一席之地——五世达赖特意将一块地皮赐予穆斯林，允许他们修建清真寺并按教规祷告，这就是位于拉萨以西三公里的卡基林卡又叫强达康清真寺。刚刚进入拉萨的天主教神父，也获得了在当地传教的许可，他们在西藏活动了近一个世纪，直到藏王颇罗鼐时期，才因为清帝国的禁令而不得不悻悻离开。这些受到支持的宗教势力对黄教并无威胁，反而能带来许多好处，比如拉萨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穆斯林商贩，他们的持续经营对维持当地市场的稳定意义重大。

　　公元1651年，表面上又写书又传教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内心其实却闲的发慌的五世达赖喇嘛，做出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决定，他要去遥远的中原，会见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统治者——清朝的顺治皇帝。当时，摄政王多尔衮已在一年前病逝并遭到彻底清算，刚刚亲政的福临迫切需要做出些成绩来，以摆脱以往儿皇帝的名声，会见在蒙古人心目中具有神圣地位的达赖喇嘛，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在西藏政治领域有名无实的罗桑嘉措，也在积极寻找新的靠山，双方自然一拍即合。

　　其实，西藏与清廷的联系由来已久。早在固始汗夺取政权的公元1642年，他和达赖、班禅就派出了以黄教活佛伊拉古克三为代表的使团，前往当时还是清朝首都的盛京即今天的沈阳，去拜会清帝国的太宗皇帝。得到这个消息，皇太极对苍天三跪九叩，宣称西藏人的到来是天意的安排，这是上天在护佑我大清。
　　西藏使团于第二年到达，清廷给予其极高规格的接待，皇帝亲自率亲王、贝勒、大臣等出盛京城迎接，入城后又亲自去探望伊拉古克三，当后者呈上西藏各巨头的信时，太宗又起身接受表示尊敬。使团在盛京连吃带玩，整整住了八个多月，才带着大批礼物恋恋不舍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