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重农思想的作用下也购置大量土地，而在恶性通胀的影响下，商人更是急于将手中的货币换成土地来保值。官商展开了疯狂的土地兼并行动，而被夺取土地失去生计的农民要么加入军队，而军队人数也由于流民的加入而使人数急剧膨胀，而军饷不足使士兵常常忍饥挨饿，且没有足够的衣物御寒。也有大批流民因此沦为盗贼，以抢劫和偷盗为生。

　　通货膨胀，两极分化，盗贼猖獗，暴乱不断，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宋朝已经由建国初期的繁荣昌盛变成了如今的民不聊生。到宋仁宗时，陷入内外交困的北宋政府不得不呼吁改革，并启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推行了具体的改革措施，改革的核心内容便是惩戒贪官，减轻百姓负担。然而，儒教控制下的政府是个不允许改革的政府，官员在建国之初便根据创业者的法律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范仲淹的改革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于是，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官员自然比得益的官员多，他们纷纷联合起来，弹劾范仲淹改革的初衷，并制造不利于改革派的案件，使得宋仁宗不得不对保守派低头，改革以范仲淹等人的离京而不了了之。

　　改革暂停后，政府虽然避免了统治阶级的内乱，来自失地流民的暴乱却日益激烈，社会矛盾急剧恶化，甚至开始威胁政权的稳定。
　　日期：2012-12-02 21:35:52
　　宋仁宗时（1049-1053），政府官员的数量已经膨胀到两万人，是建国初期的十倍之多，而官员依靠各种搜刮民膏和克扣公款等手段使自己比建国初的官员更富有。这些官员为了使自己的财产保值纷纷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致使流民四起。
　　流民加入军队使军人的数量膨胀，到宋仁宗时达到一百二五万九千人，军费开支骤增。而这些士兵躲避为了逃避饥荒，所以由流民组成的军队军纪松散，他们终日游荡于市井间，以各种方法诱骗百姓钱财，甚至与强盗无异。
　　而官费，军费的巨额开支将政府拖入财政危机的泥淖中，1065年，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官费军费等支出却高达一亿两千零三十四万，很明显是入不敷出，然而，在毫无统计和预算的财政构架中，帝国只会考虑如何向民征税以增加财政收入，而完全不考虑百姓承受能力。
　　在这种苛政下，宋朝哀鸿遍野，帝国仅仅建国半个世纪的时候，宋真宗景德（1004-1007）年间益州已经频频出现贼乱，之后，各地小规模的非乱便此起彼伏。
　　宋神宗即位（1068）后，已经明显感到帝国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如果不做出一点实际性的改变来缓解眼下的社会矛盾，那么帝国的末日便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刚即位便力排众议着手改革，仅仅在一年间便成立了改革委员会，为此，宋神宗和他的改革委员会遭到了保守派以祖宗之法为令牌的猛烈攻击。

　　1069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进行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改革的首要内容便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为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其职责与我们今天的“财政部”极为类似，，负责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做预算，并规定政府开支不得以任何借口超出预算，为了避免财政之子，当年（1069）的支出被消减了40%。
　　其次，为了安置流民避免暴乱，对帝国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措施便是“青苗法”，在当时，大量流民失去土地而没有生计，还有土地的农民也没钱购买种子，于是，王安石提出由政府以20%的利率贷款给农民，是为“青苗”，让农民购买土地和种子，并以收成作为抵押，等到秋天便将本金和利息归还给政府。
　　再者，通货膨胀致使当时的物价飞涨，投机四起，为了平抑物价，王安石又出台了“市易法”，在首都开发设置“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时再卖出，从而打破商人的投机炒作。同时政府还向破产的商人贷款。
　　除此之外，王安石和他的改革委员会还出台了许多其他措施，比如募役法，规定农户只要向政府交纳一定的岁捐便可免除兵役。还有农田水利法，均输法等等。
　　即使在今天看来，我们也不得不佩服王安石的智慧，他以一种极其先进的现代人的眼光，为帝国的弊病开出了切实可行的药方，而这些药方也确实有着“治根”的功效。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被严格执行，中国或许从此便走上了一条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遥遥领先欧洲几百年。然而，这些改革措施从出台之日起就注定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它太过“现代化”，完全超越了当时的政治构架所能承受的范围，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讲它也不失“局限性”。

　　这些改革措施无疑有着良好的初衷，然而，想要保证它按自己的初衷被执行，那么就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一个独立的财政部，一个有效的监管系统。而当时，在一个中央集权且丝毫不受监管的政府组织里，这些改革措施的执行程度并不能掌握在改革委员会的手中，帝国只能听凭以利益网为纽带的各级官员利用这些措施谋取私利，而在“仁”的政治构架中，每个官员背后便是一整个强大的深入到中央最高层的利益网，即便皇帝能够发现他们的贪赃枉法却也无可奈何。

　　青苗法的本意是为了安置流民，然而，地方官为了为了获得20%的巨额利息纷纷劝诱农民负债，而一旦遇到自然灾害致使收成大减，农民便无法偿还本金和利息，并因此被没收土地。官员为了获得债务人的土地，不惜与贼匪勾结，人为地制造一些“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流民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骤增，到宋徽宗时，流民的人数甚至已经超过了居民的人数，他们聚集在一起，并爆发了著名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但在青苗法的事实中，地方官却因此坐收渔利。

　　市易法的本意是为了平抑物价，然而，不受任何监管的执行官却因此垄断市场，大肆收购商人的货物，造成商品短缺，然后哄抬价格获取巨额利润。物价非但没有被抑制，反而涨势更加凶悍。
　　而最为关键的财政预算则引发了更大更多的矛盾。首先，这个措施虽然消减了政府支持，但它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财政赤字，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减，事实上，它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政府财政收入，从青苗法等等措施中便可证实这一目的。其次，成立财政部门的作用是为了政府的各项开支能够按预算的进行，但在财政部服从于行政的情况下，预算根本无法规范政府的行政开支，致使它发挥的作用甚微。再者，对各项开支做预算就等于堵塞了官员借机谋取私利的机会，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且，改革派受到皇帝的器重就意味着其他大臣的失宠，所以，随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大，它遭到了保守派同等规模的强烈抵抗。

　　改革仅仅持续了八年，其结果与预期背道而驰，社会更加动乱，百姓怨声四起，而在朝廷内部，保守派对改革派发起了轰炸型的弹劾，1085年，倾尽全力保护并支持改革派的宋神宗驾崩，即位的宋哲宗立即叫停了改革，并将改革派成员集体降职或责罚，王安石变法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