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于春秋时期，中国的版图上邦国林立，诸国间战事不断，生灵涂炭。生于战乱时期的孔子，他不能不想，假设天下只有一个政权，那么就不会有不同的政权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大开杀戒。而各邦国中也时常会有诸侯叛变，挑起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便向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假想了一个理想国，如果只有一个政权，且是中央集权，那么就不会有谁挑起战争了吧？而这个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当然也应当是个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君子，而一个君子如果能够以德治国，那自然是深得人心的。假使下级服从上级，晚辈不会因为自己争强好胜的性格打破祖辈所创造的和谐，全国谨守孝道，那么便不会有人挑起冲突，如果考虑到孔子所处的年代，那么儒家思想无疑是无可厚非的，至于人性的恶与道德的标准所能引起的问题，这里并没有发生在孔子所处的时代里，所以他也很难想象到自己的思想可能造成的问题。归根到底，孔子也只是提出了一个跟眼前的战乱所截然不同的稳定的理想国。

　　但这种思想显然带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在经历了几百年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社会结构和分工早已与之前大不相同，那么，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思想已经完全无法满足当今的生产和发展的需要，时过境迁，中国的统治者还恪守着一千多年前的治国主张，那么它就很难有所进步，所以，从西汉到清朝，几千年的时间里，尽管朝代更替，但政治体制就像儒家所教导的一样越来越走向集权，而社会矛盾则循环轮回，生活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

　　日期：2012-12-02 21:34:57
　　十三世纪之前，在气候变冷的大条件下，代唐兴起的宋朝在更为富庶的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统一了中国黄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的创业者赵匡胤实由兵变夺取政权，为了防止其他将领“学习”自己的方法，赵宋王朝大大削弱了武将的地位，并制定了文官治国的方针。这让儒教对中国政治的控制更加彻底。但值得庆幸的是，宋朝虽然在治国之道上采用儒家思想，但王朝的政权建立在受儒教影响较小的南方，且在五代十国的战乱中诸多不得志的隐士纷纷把道家作为精神上的寄托，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宋政府在宗教信仰上是偏道教的。

　　道教与儒教同时发端于春秋时期，由老子创立，并由庄子继承和发展，它主张政府应当无为而治，社会在自然秩序的作用下会自己向前发展，而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行解决，政府只需要保证社会按自然秩序发展即可。这与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提出的自由经济极为类似，政府应对实行自由经济，市场中看不见的手会推动经济的向前发展并自我消化出现的矛盾，政府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但在儒家思想中，商人被认作狡猾奸诈的小人，社会地位也因此最低。他们不从事生产性劳动，却获得巨额利润，且常常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而欺骗善良的农民，这在孔子是不能理解的，儒家思想因此主张重农抑商，假使人们普遍从事生产性劳动，那么便可以保持淳朴的风气，而不会产生邪恶的想法。

　　在宋朝，宗教信仰上偏道家的统治者减少了对商人的打击，在“无为而治”的倡导下，商人因此可以更为活跃和自由地从事贸易活动，宋朝的商业因此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创造出了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最繁荣的商业文明。开封，益州，兴元府，杭州成为富庶的商业中心。在商业文明的推动下，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开封，益州等比较发达的城市，家家户户都从事纺织的副业，人们因此有了更多的节余来换取日常所需的其他商品，从而更加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宋朝的首都也因此发展成为不夜城。而“占城稻”的引进也增加了农田的单位产量，帝国有了更多的粮食。在这个时期，中国还进行了最大胆最先进的金融创新：发行纸币。纸币诞生于四川，这个天府之都商业发达，在纸币之前已铁钱为货币，然而，铁钱质量较重，商人每次交易往往都有携带上万斤的铁钱，这十分不便，于是，产业较大且信用较好的商家便发行了一种叫做交子的纸质信用凭证，与这些商家进行交易的商人可以选择交子为支付凭证，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随时提取等额的铁钱，或者与其他与交子发行商家有贸易往来的商人，久而久之，交子的流通越来越广泛，四川的商人便懒得提取铁钱而直接把交子当货币使用。而交子发行商家则把商人未提取的铁钱作为本金借贷给其他商人，从而收取利息，商人因此获得巨额利润，交子发行商家的财富比十四世纪的欧洲金融大鳄美第奇家族还有富有，这无疑遭到了政府的记恨，私人交子发行十五年后，政府将这种权力收归国有，并将纸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但这种繁荣兴旺的局面并未能持续发展下去，富裕的商人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但他们在文人笔下的社会地位却没有丝毫改变，资本主义还未萌芽便被扼杀在摇篮中，在商业尚未成熟之际，在商人正在努力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争取之时，便迎来了当头一棒——恶性通胀。事实上，道教虽然一度得到帝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追捧和提倡，但它并未能改变儒教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而且，信奉儒教的文官集团在宋朝有着史无前例的影响力，那么宋朝也只能按照儒教为它指明的方向前进。建立在南方的宋政府并不是中国版图上唯一的政权，在它的北方并存着西夏和辽，在统一国家的指导下，稳定后的宋政府的首要任务便是恢复盛唐时期的版图面积。

　　宋政府建立之前，中国的土地上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的战争，人们疲惫不堪，为了躲避战乱而四处逃命，宋政府稳定之后，人们才得以喘息。但在建国十九年后，宋朝便开始了对辽的北伐战争，而在重文轻武的政治布局中，中国的军队并不允许强大，所以对辽的战争并未取胜，儒教的教义却迫使宋朝进行长期的北伐战争。
　　当时的宋朝，生产力刚刚恢复，帝国财力甚至不能支持一场战争，但将北伐作为帝国首要任务的政府完全顾不上百姓的承载能力，而帝国对数目字管理也完全没有概念。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否能够支持一场战争的军费支出，这完全不在帝国的考虑范围中，当国库财力不足时，帝国唯一想到的便是向民征税。而因为战争并没有经过事先预算，军队行至一半时发现军饷已经不能购买足够的粮草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广大武将为保卫国家安全出生入死，却要不时遭到文官的弹劾，这无疑让他们大感委屈，甚至不少将领因此叛变。这种种不利条件使中国军队很难有打胜仗的可能，北伐便成了帝国的例行公事，人们的负担也日益加剧，生活陷入了入不敷出的深渊，帝国政府则陷入了财政危机。

　　为了筹集军费，宋政府还掌握着世界上最为有利的秘器：印钞。纸币的发明和流通使得帝国可以不受资源限制不顾经济发展水平随心所欲地滥印钞票，这使得整个帝国都卷入了交子满天飞的恶性通货膨胀中，最后迫使百姓不得不拒绝持有交子。帝国不但需要防范外患，还把自己卷入了激烈的内部矛盾中。
　　恶性通胀首先使商业受到极大打击，无数商人因此中断贸易，手工业便无从继续发展。
　　广大的自耕农则因为沉重是的税负而食不果腹，饥饿，寒冷，疾病像幽灵一样折磨着普通人的生活。
　　需要从地主那里租种土地的佃农则因为付不起地租而沦为地主的奴隶。
　　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则日趋严重。位于社会顶层的官员借国家增加税收之际大肆打劫农民，并将税收的大部分私自截留进自己的腰包，从而获得更多的财产并扩大自己的土地，更为致命的是，为了摆脱贫穷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人们纷纷攀附权力，这使得官员的数量急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