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自身的矛盾不但造成君臣，君民之间矛盾重重，更使得文官之间彼此仇视对骂。在“礼”与“仁”的控制下，一个官员被赏或被贬完全不依靠他有多么聪明的政治头脑和多么精明的治国方针，而仅仅是依靠他有多“仁”。然而，就像前面说的，“仁”是一个完全没有标准的标准，因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一个人可以既被称作“小人”也被称作“君子”，那么官员是否能被称作君子而得以晋升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标准。一个因为治水成功而惠及千万百姓并使政府财政收入大增的功臣很可能因为皇室是否该收养一条流浪狗而与大多数官员的“仁”的标准发生冲突，那么，在大多数官员的丛恿下，被视作道德模仿的皇帝就不得不贬罚他。为了证明自己是最“仁”的且获得晋升的机会，官员就需要做最大的努力来搜集论证支持自己“仁”的标准，这些文官像极了古希腊时的诡辩学家。而为了能够使自己在辩论中得胜，官员不得不四处拉人加入自己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自己获得较大的胜利把握。当道德典范的皇帝最终裁定了哪个标准是正确的“仁”时，失败的辩方就会被贬，得胜的辩方当然会被赏，而因为在辩论的过程中不同的辩方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那么一人受贬或被赏，整个利益集团都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这让底层的官员非常苦恼，他们的“政绩”和命运完全由利益集团进行斗争时的“站队”选择来决定。而因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辩论中的胜负并不一致，那么即使一个一生没有做过任何事的官员也因为自己的“站队”而被贬或被赏，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官员的一生几乎总是起伏不断。

　　政府和人民之间更是形成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由于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是“仁”，而不是对帝国发展有利的真实作为，那么官员便整天沉迷于形而上学的诡辩中，而不愿走到实际生活中观察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那么官员的工作便不是对民负责，百姓的生活疾苦便不为官员所关心，政府对社会秩序也疏于管制，这无疑造成了官民的矛盾。

　　同时，儒教还推行中央集权，地方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然而，沉迷于形而上学的诡辩中的中央大臣根本从未到地方做过实际观察，那么从他们口中反应出来的地方状况便很难保证真实，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干，政客往往过分夸张地向中央政府表现自己辖区的繁荣昌盛，而自己属下的地方行政长官取得如此骄人的政绩无疑能为自己的“仁”加分不少，且根本无人过问地方真实的百姓生活状况，这无疑大大助长了帝国的浮夸风。同时，对了打败政敌，政客们往往为政敌管辖的地方官请求不可完成的任务，如果地方官不能完成就被扣以“不仁”的帽子，那么政敌也会采用同样弄虚作假的方式欣然接受挑战。在整个中央政府都沉浸在形而上学的诡辩中时，地方官即便不能履行中央政府下达的惠民工程或者有意瞒报地方的盗窃灾情等困境也便很少遭到过问，因此，地方行政长官渐渐学会了不作为，这无疑让百姓深受其苦，更与地方官成敌对状态。

　　在“礼”和“仁”的统治下，无数惨案至今都让人瞠目结舌，而因为不同的“仁”的标准造成的君臣，君民，臣臣和臣民的矛盾决定了中国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内斗不断的政府，即便国家受到了外敌入侵，只要“仁政”的准则不改变，不同的“仁君”也无法团结一致。
　　儒教的其他弊端在这个内斗不断的国家里也清晰地显现出来，并完全地束缚了它前进的脚步。
　　日期：2012-12-02 20:14:22
　　中国——儒教控制下的文明古国背后不可言说的秘密(下）
　　儒教在肯定人性之善的同时，也刻意回避了人性之恶，在孔子的世界里，人性只有一面，要么好要么坏，没有灰色地带，他因此将人分成绝对的君子或者绝对的小人，一个君子应该恪守各种道德准则，不允许有丝毫的犯错，更不允许暴露丝毫的人性弱点，儒家思想根本不允许同时具有两面性的“人”存在，这完全违背了自然规律，几乎所有人都具有两面性，一个再坏的恶人也会有仁慈的一面，一个再好的善人也会有犯错的时候，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基督教显然要理智许多，它承认人的两面性，并允许人们犯错，犯了错的“罪人”只有忏悔便可以洗净罪恶。但儒教则不同，它将人完全塑造成木偶，君子的一生不能有任何污点，小人的一生是完全而又彻底的肮脏。

　　如果一个君子太过于展露自己的才华，那便是急功近利，不被原谅的。然而，贪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驱使人类不断进步的动力，儒教刻意回避和否定了它，这等于直接违背了人类的天性，这非但不能使人们戒除它，反而因为它是“肮脏”的而只能以一种秘密的方式进行，那么它的阴暗面所带来的破坏性便更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官员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所作为，并因此获得升值的机会，因为只有不断进取向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然而，在儒教这种压抑的气氛中，一个渴望升值的官员却不得不表现得清心寡欲，如此便造成了人们的言行不一和口是心非。既然不能公开地表现自己来争取更高的职位，那么只能秘密地证明对手其实比自己更愚蠢，于是栽赃陷害自己的政敌就成了儒教统治秩序中最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虚伪和阴险也变成了政客的集体肖像画，这无疑加重了政客的仇视，想要团结一心也更为困难。在此情况下，阴奉阳违和表里不一就成了各个官员的真实写照，弄虚作假在各级政府中蔚然成风。

　　而儒教束缚了中国几千年并使其处于停滞状态的罪魁思想便是孝道，儒教非常重视孝道，并主张百事孝为先。如果孝仅仅为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它无疑是一种美好的品格，然而，儒教的孝还包括对祖宗的教诲不打折扣地遵守和执行，这严格绑架了中国的思想进步，使中国完全丧失了开拓创新的能力。而中国意识形态上与西方的差距也早在儒教的创始人孔子一代就表现了出来，在孔子之后，他的弟子虽然有所成就，但却无人能够超越老师，以至于众弟子在历史的不断前进中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然而，西方则完全不同，与孔子几乎处于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着造诣更深的学生柏拉图而柏拉图的学生是学识和名气更为深厚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这些人可谓个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于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思想中寻找治国的圣经，而鲜有人提出标新立异的主张或脱离时代局限的思想。

　　而在政治上，这种强调对祖宗之法完全而彻底地效仿的主张更扼杀了中国政府根据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进行适时的改革的可能性。被全国的百姓看到道德典范的皇帝，按照儒教教义，自然也首先要是个孝子，假使他的治国政策稍稍偏离了祖辈时的方针，那么他的以儒教教义为令牌的文官集团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他拉回来，而不管新政策是否有利于帝国和百姓。于是，在儒教孝道的挟持下，中国的政治完全丧失了创新的可能性。

　　我们不知道古希腊时的哲学家会怎样评价这个“理想国”，然而，在有了将近一千年的历史纵深，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就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十三世纪之前，基督教控制下的欧洲和儒教控制下的中国都处于长期停滞的黑暗时期。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批评说，儒教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是一无是处的，事实上，儒家思想有一种深深的时代烙印，若回到孔子所处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思想，要很好地理解它，我们必须了解孔子生活的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