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与整个欧洲相差不多，但却是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国地形复杂，气候不一。在北方，草原，沙漠，山地纵横，往南，平原，高原，丘陵交相辉映，东部地区多为温带季风气候，往西则过度到温带大陆性气候，而在西南也有一小块热带雨林气候带，与温和湿润的欧洲不同，这里最冷月可达到-30℃以下，最热月可接近40℃，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在西南部的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在东南沿海，台风，飓风也是常客，而在北方，沙尘暴天气也很多见，被称作中国母亲河且横贯中国北方诸多省份的黄河含沙量可达到50%，改道亦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公元十三世纪之前，中国的版图上有多个政权共存，比较强大的是金朝，宋朝和西夏，而同时影响这些国家政治体系的汉文化中心在宋朝。在开始中国的故事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它的意识形态，不然就很难理解它发生的故事。
　　十三世纪前的中国，简直就是古希腊人心中的理想国，这是一个由哲学家治国的典范，文官集团控制着政权，在他们的努力下，皇帝被训练成一个道德的典范，是全国百姓言行的标准和“父亲”，直到十九世纪，它的文明一直被世界所颂扬，财富更被各国所垂涎，然而，在这和谐盛世的外衣下，中国也有自己不可言说的秘密。
　　自汉朝以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各朝政府尤其是汉人政府的统治一直是建立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儒家思想因为对中国意识形态几千年的成功控制而被称为儒教，它与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所不同，儒教完全肯定了人性之善，并认为应当将善发扬光大。基督教的罪人迫于对“地狱”的恐惧不得不皈依教会，方能为自己赎罪，儒教却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划分的标准便是是否能够遵循儒教教义，君子应当严格遵守儒教教义，否则就被打为“小人”，受到其他信徒的孤立和敌视。

　　基督教的罪人需要定期到教堂中举行宗教活动，并接受来自“天父”的教导，儒教的善人则需要“每日三省吾身”，否则就受到同僚的攻击。
　　基督教的罪人有一位被称作“天父”的“神”，它创造了宇宙万物，人类最终要受到它的审批，儒教的善人有一整套的道德规范，想要成为“善人”即儒教中的君子，就要严格遵守它。
　　基督教的罪人需要向教会至少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收，方能体现将自己完全献给“上帝”的诚意，儒教的善人当随时准备舍小家顾大家，当个人的利益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时，个人当义无反顾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的利益，方能体现君子风度。
　　基督教的罪人在“君权神授”的论调下成功将王权消弱，使自己成为欧洲的最高统治者，儒教的善人主张皇帝应是全民的道德典范，并成功绑架了王权。
　　基督教和儒教，横行于欧亚大陆的两兄弟，风格迥异，却目标相同，同为“一元论”的忠实拥护者，并成功控制了欧洲和中国每个百姓的灵魂。

　　哥哥儒教在两千多年前迫使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弟弟基督教紧随其后在公元一世纪迫使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罗马将其定位国教。
　　两兄弟共同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教育体系，摧毁了其他科学，使学校完全服务于神学或儒学，而高昂的教育成本更令普通百姓望而却步。而有幸能够得到受教育经历的富家子弟在考试合格后便被输送到教会或政府，除此之外，学生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为了防止底层百姓自我求学受“异教”引导，圣经只用希腊文写成，普通百姓无法阅读，只能通过教士的引导，论语由文言文写成，普通百姓必须通过先生的解释才能理解。

　　那么，儒教的教义是什么？为何在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帝王将相治国的专宠？
　　儒家的核心思想在于以“礼”治国，以“仁”施政，主张中央集权统一政府。
　　治国应以“仁”为标准，仁即为道德。然而对道德标准的定义上儒学却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一个少年偷了邻居的壁炉好使生病的母亲可以取暖，那么，从道德方面来说，他既可以被称作小偷，也可以被称作孝子。究竟他该被称作小偷从而被打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小人，还是应该被称作孝子从而被塑造成全民学习典范的君子，这成了儒教控制下的帝国最为重要和核心的国家大事。在蒙古的铁蹄踏平了中国北方的土地时，宋朝的文官们还在为究竟文天祥该被封为保家卫国的赤胆忠臣还是被贬为耀武扬威的乱臣贼子而争得你死我活。这看上去非常不可思议，但文官们仅仅是在践行着儒教的经典教义“仁”：因为对仁的遵守而获得官职的孺子心中最为重要的事当然也是眼前的将军究竟是否遵守了仁。如果我们明白了构成这个国家秩序的“礼”，就更能理解文官这种“不可思议”的政治头脑。

　　礼制主张将人按学识修养的高低（实为对儒教教义“仁”的遵守程度）分为三六九等，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晚辈绝对服从长辈，这样，广大农民群众因无法受教育而位于社会的最底层，并被称为顽民或刁民，在儒教的控制下，他们只有绝对服从地位较高的且受过儒家教育的地方行政长官，而皇帝位于金字塔的最顶端，那么全国百姓自然要毫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权威，从而形成一个秩序井然的礼仪之邦，国家便能太平，人民便能安定，在如此和谐的统治之下便不会发生以下犯上，叛变起事等扰乱社会民生的行为。这种至高权威的诱惑很轻易地就使帝王将儒教引为圣经。

　　日期：2012-11-30 22:44:54
　　事实上，皇帝固然可以利用至高权威让尊卑有别的全国百姓无条件服从，然而，在以学识修养论等级的情况下，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皇帝也必然要有着最高的学识和修养，因为他是所有大事小事的最终裁判，那么他便被赋予一种道德模仿的期望，假如他对事物的判断稍稍偏离了社会习俗，那么便被以儒教教义为令牌的臣民所弹劾，为了得到臣民的支持，大多数时候他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判断力而去迎合群臣由“之乎者也”论证出来的判断标准，帝王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个毫无感情为儒教服务的木偶，当臣民要求帝王完全摒弃个人感情而按道德标准处理国家大事甚至是家事时，如皇后和太子的废立为臣民看做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但帝王却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赏罚自己喜欢和讨厌的妃嫔和儿子，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儒教而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威的皇帝已经完全被儒教教义所绑架，他也分不清楚究竟从儒教中得到的权力多还是失去的自由多。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君臣不睦在各代王朝中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由此造成的矛盾也引发了多次社稷危机，而由此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更让百姓痛恨得咬牙切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