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天的中国，国家倒是强大多了，学术却不行了，有大楼而无大师。去年我打电话给一个著名高校，询问自费MBA价格，一听每年19万的学费直接吓退。然而我的手机就这样不幸被该校给记下来了，不管我去不去上学，他们就当我是学生，定时给我发短信，哪天要交钱了，哪天要上课了，在什么地方上课，哪天催交作业了，有时一天收到两三条，怎么取消也消不掉，晕啊。教育产业化就是这么搞产业化的啊？我在海外发现，海外高校的产业化程度和搞经济的气氛比中国还要浓，但他们的学术气氛同样也很浓，两者并行不悖。我觉得在教育体制方面可能还要动大手术，才能真正振兴学术。

　　仅管如此，我仍然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文丨革丨固然愚蠢暴烈，今天固然纸醉金迷，但中国文化比农用三轮车都皮实，不会那么容易就亡掉。我相信只要人在文化就在。而且我相信，钱是挣出来的，不是存出来的，同理，文化是发展出来的，不是保护出来的。
　　胡扯一通，天亮了。今天大假最后一天，我再玩一天，明天开始继续这个贴子哈！！！
　　（待续）
　　日期：2011-10-08　11:34:21
　　（九十三）

　　看了一些回贴，多谢兄弟们。有兄弟谈到当前中国的一些问题，受教了。本贴以后也会涉及到，但为了保持楼型，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这个贴子。
　　综合国庆节前的贴子内容，建国以后，“大跃进”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中国在经济领域办了三件大事：一是通过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通过“一五计划”，开始着手构建现代工业框架，三是通过公私合营，对私有工业商进行产权改造。我个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前两件事，基本否定第三件事。随口说一句，虽然本贴把三件事当成经济问题来观察，但从当时工作出发点上来看，最高领导人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手段，无论是土改也罢，156个项目也罢，其实都是革命时期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的延续，没有使用多少经济手段。

　　再往下写，已经到了最不好写的阶段。小平认为这些事情不好去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指示正合我意。因为我知识粗浅，说细了就要露馅，所以粗而论之，信马由缰胡说吧。
　　1957年，“一五”胜利结束。三件经济大事中，农村土改和一五计划的诸多大项目立竿见影，使中国的工农业战线热气腾腾、蒸蒸日上，而第三件事情（公私合营）窒息经济活力的不良后果，要假以时日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所以，当时的经济形势，看上去，很好，“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全国全党包括普通人民群众中间，漾溢着极大的乐观情绪，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严重不足。

　　当时的中国，上层，是一个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国民经济管理经验不足的职业革命家团队；中层，是一个主要由刚脱下军装的军人组成的、思辨力不强但执行力超强的行政体系；下层，是一个刚刚试水工业化的、文盲率极高易于盲从的农民社会。国家通过公私合营，又排斥掉了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决策层再小心、再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是难免要出问题的。不幸的是，此时的最高决策层，被一五期间的巨大成就所鼓舞，“全党头脑发热”（小平语）。1958年，中国经济乘胜进入二五时期，一再提高粮食、钢铁等目标，公开提出了超英赶美口号，大跃进狂飚席卷全国，这个跟头栽大了，直到目前为止，仍然能够排在新中国经济史上最大的一个跟头（希望它永远都是！）。

　　这里话题太多。我只想简单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农村合作化运动，就是建立人民公社；二是大炼钢铁。
　　对于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应该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人民公社只是历史的一节而已。人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结构很好玩，也很精密。虽然有许多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都在玩命研究，到现在我们仍然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了这台机器的全部秘密。不然美国经济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乱子，以致格里斯潘的讲课出场费已经都一跌再跌了。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体量太大，所以中国社会可研究的东西就更多，研究的难度就更大。不幸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又是重思辨而不重调查研究的，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的古代社会学文献少之又少。呜呜。

　　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关键是对于农民的研究，所谓得农民者得天下。有句话已经应验了两千年。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45%，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到达了临界点。然而我相信，即便如此，在以后的20年或者更长时间内，农民问题仍然会是中国头号问题的。而且，人的思想行为的变迁是一个过程，有时比较漫长，前面的贴子里我曾引用过网上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他在信中说：“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所以，在当今中国，对于农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可以应用于城市社会管理的许多方面。

　　待续
　　日期：2011-10-8 13:00:00
　　（九十四）
　　在世界任何地方，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印度阿三也好，伊斯兰世界也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其实社会结构都是大同小异的。如果让我来概括一下，大致就是：上面是一个国家，可以是封建小国也可以是大一统帝国，中间是10%左右的市镇人口，他们主要是由手工业者、商人、宗教人员、行政人员。下面是90%的农业人口，他们主要是地主、自耕农和雇农。我这里的“上中下”是指社会人群，不是指贫富结构，城里也有要饭的，乡下也有刘文彩。

　　这个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社会结构的主体是小农，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农户。拥有土地的农户，实际上自己可以决定：种什么、种多少、何时种、何时收，收获以后卖不卖、卖多少、要多少价。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农户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或者法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太多太多，而且社会经济主体太小太小的社会。所以，有人也把中国传统社会叫做“原子化社会”。

　　这个角度，是从社会微观结构来说的，与宏观上的“大一统帝国”构成了很有趣的对照。如果硬要我想一个比喻，就好像把一万吨大米直接装进了一艘万吨巨轮的船仓里，是直接倒进去的，不用麻袋，也不用集装箱。如果让你直接去接收这批一丝不挂的米粒，你肯定会不知所措和比较茫然。
　　在古代世界其它地区，无论是农业区还是牧业区，社会结构大体如此。为了方便起见，我下文中也管它叫“原子化社会”吧。这种原子化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它的经济主体太多，社会成碎片化，造成两个成本太高，一个成本是社会管理成本，另一个成本是经济交易成本。这个不用我论述和举例了吧，你们懂的。
　　社会管理成本太高，办法就是——不管理。具体操作上，一是自然形成的小国寡民，二是放权，通过分封，缩小管理规模。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缩小管理半径，成本也相应降低。三是“国权不下县”。在国家政权之下实行有限自治，西方是靠教会，中国是靠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