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多说一句，我们通过学习领会“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背后的利益诉求，还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任何改革（或者革命）都是一场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势必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阻力；同时也势必维护和发展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必有动力。改革家就是通过调整政策来调整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我们再用这个观点，就可以理解土改的燎原之势、人民公社的惨淡收场、大包干的如火如荼。我们还可以理解2000年以后中国面临的“改革缺乏动力”难题的根源——当改革深入到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领域之后，到底维护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又损害了多少人和哪些人的利益呢？

　　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乱世，新中国建立时农村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从当时的城市规模和工业规模来看，中国第二、第三产业不可能吸收消化大量无地农民。他们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漂在城市，都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利。实际上，当时中国、印度、伊斯兰文化区的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传统的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问题。仅在东亚地区，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尽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

　　所以，我认为，建国后继续推行土改是一个正确和必要的决策，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对解放和发展中国生产力具有正面作用。土改具体情况以及历史功绩，历史书上已有介绍，网上也有资料，我就不去猛抄了。
　　当年的土改也存在问题，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是：
　　一，速度过急。这场涉及3亿人的改革，到1952年就基本上打完收工了。当时，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虽然比较紧张（比如我们与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上互殴），但比当年革命根据地面临的形势要好得多了。党已完全掌握全国政权，并不需要像根据地时期那样，急于通过土改发动群众以求生存。当时如果工作推进慢一些，会更从容、更细致。

　　二，手段过于激进。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的土改措施比较接近于苏联，以没收再分配为主，并对地主进行了严酷的斗争清算。相应的赎卖手段、补偿手段不多。地主被迫交出房产，还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才行，当时人称“扫地出门”。我同意在实际工作中“纠枉难免过正”，但我认为过多过少还是不一样的，许多问题应该可以避免。

　　三，没有长期稳定住。到1950年代末全国又掀起了合作化运动，农民分到手的地又归了人民公社。这样，土改后农户真正拥有土地的时间，短的地方只有五年，长的地方不过十来年，就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待续
　　日期：2011-09-29　11:42:29
　　（八十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还发生了一件被大家忽略了的重大事件，就是乡镇作为一级政权机构的最终确立。这个事情，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注意的不多，只有地理历史学领域的行政区划专家偶而提一下。我认为，它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演化，是一件很大的事。

　　乡，大家不陌生。这个词先秦就出现了。秦朝县下设乡，乡下设亭。此后历朝，县以下都有这种区划存在，只是名字上有区别，有时候叫乡，有时候叫别的名字，比如里、都。但是，在1930年代之前的两千年中，中国基层政权始终是县，所以唐县令是七品芝麻官。乡真正在法律上成为一级政权，始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民国政府的一系列法令。但当时军阀割据，战乱不止，所以各地的乡公所有的没建立，有的不健全。真正全面建成是在新中国时代。

　　那么当时的乡是个什么东东呢？两千多年的事情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我概括起来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宗族和乡绅的自治组织，搞点社会公益事业，搞定社会矛盾调解，同时还义务性地承担一点县衙派的公干。第二种，工作情况跟第一种完全一样，不同之外是有几个人从县衙拿薪水，所以这几个人可以看成县政府机构的延伸。我们现在有“驻村干部”，当时这些人相当于“驻乡干部”。总之，古代，乡要么是自治组织（大一统集权体系中的有限自治），要么是半自治组织，而不是一级政府。

　　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体制，在高层，是皇帝的“家天下”、官僚的“父母官”；在基层，是家族联合的“乡治”、家族的“村治”、家庭的“家治”。我在前面的某个贴子里讲过，中国古代“国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县以下的宗族这个基本单位，实质上是古代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石。
　　话题探讨到这里，许多兄弟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县和乡中间，就是中国传统政权和族权的分界线，而乡级政权的建立，实质上是国家政府权力突破了两千年以来的传统分界线，打压和侵占了宗族势力的生存空间。
　　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基层政权包括省、县、乡三级（地级市至今没有解决法律地位问题）。党是靠农村武装斗争起家的，不但具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后盾，而且对农村情况了如指掌（这一点国民党很弱）。再加上建国初期强硬的镇反、土改、剿匪、打击会道门等运动，所以，宗族势力完全没有抗拒和还手之力，乡级政权和村级党支部迅速取代了乡村的宗族势力。

　　如果我们从农村社会结构这个角度去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建国以后特别是前三十年的历次改革和运动，政府会有表现出如此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动员能力，深刻影响和改造了中国农村社会，特别是体现在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妇女地位、农田水利建设、扫除文盲、清除黑社会、农村教育和医疗、计划生育等方面，同时，在决策失误时也酿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乡级政权的建立，是社会趋势和各国普遍做法。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大量增加，如传统社会中一个县建一所“县学”即可，乡下全靠私塾，而现代社会政府必须向城乡居民提供普遍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从理论上讲，乡级政权与居民自治并行不悖。目前我国居民自治问题比较多，解决途径可以探讨，但我认为不能因此否定乡镇。

　　改革开放后乡镇面临问题极多。一是财政自给问题。二是设置太滥问题。有的山区大县拥有160多个乡镇，随着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必须撤并。三是冗员太多问题。四是有责无权问题。不少乡镇干部穷于任务，“催粮催款，刮宫引产”。这些问题，逼得湖北乡镇干部李昌平九十年代多次上书朱容基总理。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贴子中探讨。

　　待续
　　日期：2011-09-29　12:43:56
　　（八十七）
　　好了，那边农村的事情先放一放。让我们回到五十年代到处都是小平房的中国城市和工厂。
　　如果按15%的城市化率计算，解放时全国城市人口是7000万，而今天是6亿多，还不包括上亿的流动打工人口。所以当时中国城市很小。我的家乡，一个北方的地级市，现在市区人口40万，而1947年底被刘邓大军解放时（解放比较早哈），城关居民不足1万人，他们还拥有2万多亩耕地呐！
　　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体系极不完备。我上学时，教科书上一般会列举出钢产量来，平均每人一把菜刀。当然，这个数据是“8加3”战争破坏之后的数据，民国好点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惨，但工业极度落后是事实。不然印度阿三当时怎么会看不起我们，以致于战略误判呢。

　　我爸七十年代到东北去当兵，当时东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小丰满拉闸——全完”。可见当时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小时候整天听老爸说丰满水电站可了不起，后来上学时专门查了资料。这个电站是三十年代鬼子帮助伪满洲国修的，当时装机17万千瓦。解放后苏联专家指导扩建到50多万千瓦，就这50万千瓦，还是许多小型机组拼凑起来的。五六十年代，丰满是中国头号水电站，李鹏总理当时在那儿当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真是很牛的工作岗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