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一例，还有很多这种例子。所以我感到，当时的佛教、道教在中国农村，实质上已经沦为一种功利性的迷信，而不是宗教信仰。人们采取功利态度，管你佛也罢、道也罢，基督耶酥也罢，见庙就磕头，礼多神不怪，反正磕头又不掉肉。至于实质性的金钱付出，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的，只有遭了难生了病，才跑去“急来报佛脚”。中国人对神仙的许愿和还愿，和社会现实如出一辙。如果你许了愿，灵验了，不去还愿，或者没有按时足额去还愿，那么神仙可能会降灾。当神仙当到这个份儿上，也和黑社会差不多了：给你小子办了事你还想不掏钱，真反了你了，今天非断你一手一脚不可，坏了规矩老子以后怎么在道上混！

　　可能有宗教界的兄弟会反驳说：纯属污篾，任何宗教典籍上都找不到这类果报的书面依据。是的，这只是民间说法。但我认为，宗教界人士要对这种说法承担主要责任。实际上，还愿带来的经济利益是许多寺庙道观的重要收入来源。对于不还愿者，也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就只好宣扬一点果报，给他制造一点精神压力。这倒也无可厚非，但做得过了头会使宗教庸俗化，不利于健康发展。

　　实际上，中国儒道佛三教，尤其是道教和佛教，都具有明显的迎合社会的倾向。比如关公很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所以儒道佛三教都把他拉去奉为神灵，活像一个知名学者名片上印着的一堆头街。我还听说近年来佛教也推出了自己的财神爷。虽然宗教有必要迎合社会，但它毕竟是一种精神层面“形而上”的东西，应该在“引导社会”和“迎合社会”之间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不能完全像企业那样办事。

　　上面探讨得差不多了，我的结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发展到1949年，虽然很保守、很迷信，但是与同时代的印度、伊斯兰的传统宗教社会相比，还是要易于改造、易于发展得多。所以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包括中国周边的亚洲四小龙，现代经济的起动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
　　这个优势表现在：一，是宗教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比较小。建国以来，中国在许多大的建设工程和改革内容上，基本上不需要考虑儒道佛的影响因素。这在印度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是很难做到的。二，宗教对于社会管理的影响较小。前几年，我代表单位跟别人打官司，去参加开庭，结果去早了，正赶上前面一个庭审。是一个著名寺庙的和尚跟一个女施主好上了，为了能还俗当夫妻，他们合伙把女施主的老公给干掉了，这个和尚被判了死刑。当时方丈带来几十个师兄弟来听庭审，平静地听完，平静地离开。我感到，在当代中国，宗教因素对国家行政、司法的影响是很小的，“以教干政”问题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三、中国这种讲究伦理的世俗社会，人民普遍务实重利务，不拘泥于宗教，对发展现代经济有利。

　　一个问题总有两面，劣势当然也不小。除了顽固保守的旧观念之外，深层次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伦理社会的宗法体系，本质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中国严重地缺乏法治传统。即使有人提倡法治，往往也是在人治的前提之下，上级依法来治理下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有的领导在立法时根本没有打算自己也去遵守。二是人们在道德上缺乏自我约束力和终极敬畏感。这个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以前，家里好呆还有个灶王爷，举头三尺有神明，但传统伦理体系在文革中被打破之后，来不及新建或者重建，紧接着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时代，出现了价值观念混乱、社会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谈到改革开放具体问题时再进一步探讨。

　　待续
　　日期：2011-09-29　07:03:19
　　（八十四）
　　醒得早，等着处理一个急件。那边敖夜打初稿的兄弟一直没有传给我，估计不好弄吧。等着也是等着，写几行吧。前面，我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突出特点“伦理型社会”讲完了，其优势和劣势也简单点到了。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对农村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造。这是个大话题。前三十年，是土改、人民公社以及历次政治运动；1979年以后，是大包干、发展乡镇企业、农民工外流、农业产业化、城市化。我的总体感觉是，前三十年政府是在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结构，1979年以后则是在开展各项具体工作时，客观上冲击了农村社会结构。由于面太广不好一起说，按照经济发展脉络碰上哪桩说哪桩吧。

　　由于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九成，土地改革无疑是建国初期涉及面最广的运动。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社会。历代最终得能天下者，根本原因是他比对手更了解农民，更善于发动和利用农民。今天我们城市化率虽然达到45%以上，但上溯三代，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市民社会是一个头上的高梁花子还没有掉干净的市民社会，有许多问题，你如果把市民当成农民去研究解决，可能会更靠谱。

　　前一段时间，网上广泛流传的江苏贪官给儿子的信，我无法考证其真假，但是许多观点那是相当的深刻。其中有一条写道：“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

　　我又扯远跑题了。
　　新中国的土改是解放前土改的延续。根据公布的资料，土改涉及人口规模大致是解放前1.5亿，解放后4亿，基本覆盖了大陆的农村。由于农民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又是农民的中心问题，所以土改路线至关重要。我们学中学历史时，都背过土改路线，我记不准确了，大体意思是，秋收起义以后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抗日战争期间出于团结抗日的需要，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解放战争期间改为没收地主土地，耕者有其田；解放后立法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从土改路线可以看出，老毛相当的务实。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内涵丰富。虽说农民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但打土豪可能是会掉脑袋的，人家凭什么跟着你打土豪？关键是能分田地。所以，从革命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分田地是为了打土豪；而从革命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双方的目的和手段是不一致的。老毛能够在湖南江西干得风生水起，就是因为他精准地判断了两点：一是革命最需要农民，二是农民最需要土地。从这两个基准点再往下推论，那就是：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给农民带来土地才行。

　　有论者认为，老毛在解放前的几十年，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每一步棋都像电脑计算外加激光测距那样精准，几乎没有破绽，所以最终胜出。实际上，我更欣赏他的务实性和灵活性。比如，自1927年秋收起义以后，土地路线一直是党的工作大方针之一，大方向从来没有变过。但到了抗战期间，出于团结抗日需要，暂停了分田地的工作，改为“双交双减”。抗战一结束立即恢复，而且收没地主土地的力度更大，以争取民众投入解放战争。

　　网上有人认为，解放后毛和邓主持期间的政策大相径庭，何谈“继承”？实际上，毛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他了解国情，灵活务实，不拘于任何教条。四人帮的“誓死悍卫”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恰恰背离了这点，可以说是得其皮毛，而小平则是得其精髓。后来，十七大总结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精髓就是“事实求是”。这个话是总结到了点子上的。

　　待续
　　日期：2011-09-29　10:06:01
　　（八十五）
　　我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前贴中，解放后的土改人口应为3亿，不是4亿。记错了报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