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降曹以后，道教虽然传播很广，但长期隐而不显。道士们在山沟里搞了不少科研项目。仙丹吃死了不少名人，炼丹过程中还多次出现炉膛爆炸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后来认真总结教训，发现除了有一次是孙悟空的人为破坏，其余的事故都是配方问题，结果中国人意外发明了火药。终于挨到了唐朝，李皇帝与老子认了亲，道教迎来了发展机遇，涌现出陈抟老祖、吕洞宾等著名道士。你不要以为吕洞宾只是个四肢发达的海上漂流选手，他理论水平高得很，还有著作传世。宋代道教进一步发展，著名的茅山派兴起，极大地带动了后来的香港鬼片电影创作。到了宋末，王重阳创建了全真道，他的徒弟丘处机当上了成吉思汗的国师，百忙之中还抽空去教给郭靖武功。

　　总之，到了宋代，儒道佛经过千年碰撞，像三块尖石头碰成了三块鹅卵石，终于和睦相处了。其实质，是三教在长期博弈中，逐步找准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这个自我定位又得到了社会认同，因此得以共同发展繁荣。儒学成为正统文化主流，但它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国家教育内容，儒生通过“读圣贤书、做帝王师”来影响政治。佛道两教则基本上放弃了以教干政甚至控制政权的想法，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和睦，不仅仅是在社会中和睦，更主要的是在中国人心中的和睦。宋代的许多文人名士都兼敬三教，比如东坡先生。中国的文人把儒和道作为一进一退的两个思想根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混成个什么样都能想的通，都不至于去跳楼。再加上佛教的轮回观，使人们的心灵对未来有了永久不灭的寄托，摆脱了对自身灭失的恐惧。这样三教合流共同构筑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伦理型社会这个内容，是我们从新中国经济的话题上拐出来的，为了不偏题太远，我对伦理型社会形成的原因就不展开探讨了，点到为止吧。一，刚才有个兄弟回贴从“大一统”强势政权的角度做了分析，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二，儒学的存在以及自身不断完善，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三，佛教和道教也有其自身问题，特别是在传教行为方面，相比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积极传播的态度，和尚们认为有缘跑不掉、无缘莫空忙；道士们则清静无为，对信众不去积极争取，还说什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原因。

　　待续
　　日期：2011-09-28　10:33:52
　　（八十二）
　　综合前面四个贴子的结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已经开始走出传统、但主体部分仍然处于传统之中的伦理型的农民社会。这就是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起点”。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国情。至于当时具体的经济社会数据，比如工农业产值、人均GDP、平均寿命、城市化率、钢铁产量等，只是重要国情，而算不上根本国情。

　　其实从明代开始，中国儒教就越来越僵化，到清代后期时已经完全从思想方法沦为教条。佛教和道教也逐步没落，整个思想意识领域暮气沉沉。民国时期，虽然西风东渐，但新风气新思想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大中城市。占人口九成的广大农村，除了剪掉头上的辫子，实质上改变不多。所以，当时中国是个没落的伦理型社会，而不再是历史上曾经的充满活力的伦理型社会。

　　我认为，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这个“起点”，既是相当棘手的，具有很顽固、很保守的一面；与同时代的印度、伊斯兰文化区国家相比，又具有相对通融灵活的一面。下面来具体分析一下。
　　伦理社会的没落，突出表现在社会伦理的没落，而社会伦理的没落不是指伦理关系混乱，而是指伦理观念僵化、教条化。我举个例子：孟子强调伦常，同时也强调权变。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但孟子认为，如果有女孩落水你就该伸手去救，这就是权变。（我琢磨，如果她呛晕了，救上来后该不该再来点人工呼吸？这个孟先生没有谈到。）后来，到了宋代的朱熹就不同了。朱先生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宋代社会远没有他说的那么僵化，市井生活丰富开放，还发展出一段“西门大官人和金莲儿很真挚的爱情”。朱先生自己喊的挺凶，在实际执行中倒比较灵活。所以他的反对者们很乐意揭他的短，举例路边社新闻来证明对朱先生的评价：禽兽也。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权变能力越来越差。到了明清，儒家伦理格言越来越有约束力，对违反者越来越有杀伤力。有牌坊专家研究指出，中国明代之前的牌坊中，科名、军功、慈善、忠孝等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清代以后的牌坊，绝大部分都是贞节牌坊。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谓的“礼教吃人”。这些条条和框框，是严重约束中国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桎梏，农村尤甚。

　　佛教和道教也没落了。明代以后，禅宗基本上沦为念经打坐，能对宇宙天地和社会人生进行深度思辨的高僧少之又少。更多的人把出家当和尚当成了谋生的职业和谋财的事业。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仍能看到下班开车接孩子的和尚、“副处级和尚”之类的人物。
　　道教也是越来越“俗”。按说，道教宣扬的是宇宙中唯一的“大道”，把道视为超自然力量，相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跟上帝七天创造世界有点神似。我个人觉得，按照这个思路，道教似乎应该发展成类似于基督教的一神教。然而它偏偏相信“神多力量大”，发展成了多神教。我曾经专门查过资料，最后也没有搞清楚道教究竟有多少个神。道教除了三清、四御、老君、关公之类的大神外，小神仙不计其数。山有山神，土有土地，河有河伯，海有龙王，星有星官，气候有风神雷公，灾害有火神瘟神之类。总之，道教众神体系，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翻版。众神尊卑有序，等级分明，条块分割，各管一摊。比如土地爷管农业用地，而城隍爷管非农业用地。老君、关公是中央干部，能管全国；而土地山神只管巴掌大的一隅。中国的古人，可以行走千里随处拜关庙，但一般不会随地去拜土地爷。除非你想在该土地爷的地皮上经营或者置业，才有必要去拜个码头，就像你想开家砖厂先得请书记乡长吃顿饭一样。

　　待续
　　日期：2011-09-28　12:19:00
　　（八十三）
　　我认为，1949年，在占人口九成的中国农村，虽然村村有庙，人人拜神，但实质上是有迷信而无宗教。人们事神如事官，把三教众神当成了另外一套官僚体系来敬奉。表面上是敬奉，实质上是奉而不敬。这个奉，则是因为有求有畏而奉。
　　我姥姥一辈子都生活在北方农村，每年她都要把灶王爷贴在灶台边的墙上。按照民间信仰，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来的督查专员，来了解你一家的善恶，年底要上天去汇报，由玉帝决定奖罚，就是所谓的“上天言好事，下界送平安”。每到年底送灶王爷上天，我姥姥总要拿几颗水果糖上供。用她的话说，把灶王爷的嘴给抹成甜的，上天就光会说好话了。

　　呵呵，我们中国人把神仙也当成了干部。通过行贿基层干部来蒙上级领导，通过行贿基层神仙来蒙天上的神仙。玉皇大帝耗费了大量神力物力，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组织上亿名灶王爷深入基层，进家入户，建立了纵向到底的神仙工作体系，努力实现了工作重心下移、监督关口前移。可怜这片苦心，被我姥姥用几颗水果糖就给轻松摆平了。难怪“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问题屡禁不止，病根子很深啊。

　　我姥姥是个慈祥善良的老太太，一辈子从没做过亏心事。按说，她应该可以不行贿。可问题在于，一，这个做法在北方是一种民俗。人家都上供你不上供，灶王爷不高兴怎么办。二，你没有做坏事，但是嘴长在灶王爷身上，他上天胡说怎么办。所以，还是上供吧。在我老姥姥眼里，灶王爷的道德水准其实跟本村生产队长差不多，都是比较可畏但不太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