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由于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中国工商业者从来没有像欧洲人那样获得与官府讨价还价的任何本钱。他们虽然富裕，但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而且随时可能被宰割，就像曹雨村笔下的那个葫芦案里的小财主冯渊一样。中国民谚“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生动地表明了这种关系。直到今天，民营企业家们有时仍然会面临这样的窘境。中国的古代城市，除了极少数纯工商业城市（如佛山汉口景德镇）外，基本上是行政中心，因行政而兴，如果行政单位一撤销，这个城市就会迅速衰落，甚至不留一砖一瓦，因为他没有独立于行政资源之外的经济活力。建国后，山东、河南一些古老的县被撤并，今天这些失去了行政资源支撑的老县城基本上都沦为很普通的乡镇，有的甚至沦为小村落。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句，我上述分析，只是想探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世纪的封建王国中产生。绝不是宣扬中国分裂有理的意思。在以后的贴子中，我还将专门分析中国大一统制度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
　　待续
　　日期：2011-09-24　09:19:26
　　（重发）
　　（四十六）
　　人类社会的经济，怎样才能加快发展呢？如果我们通盘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能创造更繁荣经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制造财富与拥有财富两者相关程度更高的社会。换一句话说，人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的制造者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占有和支配权的过程。

　　在奴隶制经济中，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强制劳动，除了获得一点保证自己不冻死不饿死的衣食外，他创造的所有财富都归了别人。干活时任务全都是他的，分钱分粮时他倒变成了打酱油的，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们没有任何生产的热情，也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的热情。如果有创造，也是怎么去偷懒，比如巧妙而不露痕迹地破坏生产工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是这么个情况，难怪奴隶社会一个王朝延续四五百年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进步。

　　到了封建社会和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农民虽然依附于土地，但毕竟有了相当大的人身自由，所产农产品，除了交租纳赋剩余归己。无论是“三十税一”“十五税一”的比例租金制，还是一亩五十斤的固定租金制，农民只要多生产，做大了基数，自己所得的份额肯定是会增加。这个时代的城市工商业者，除了纳税以外其余的收入能够自己支配。相对于奴隶制，劳动者对自己制造的财富的占有和支配权大大增加，因而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在中国的几个帝国的黄金时代，出现了租谷山积、国库钱币绳腐的兴旺景象。

　　但封建社会的问题在哪里？我在上学时，曾经自己写了一个小话剧，叫做《爱迪生在中国》。因为爱迪生疯狂发明的年代，正是中国清末洋务运动的年代。假如天公真的在中国人的劝说下“重抖擞”，给清王朝不拘一格地降下了这么个人才，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某省某府某县，爱迪生发明了他的第一项发明：自动收报机。他去官府请求专利。因为发明家尤其是一文不名的草根发明家，必须依靠专利费才能生活和继续工作。但县令收下了他的申请书，请他回家等审批。因为没有关系也没有送礼，这个专利等了两年才批下来。而他准备出售专利挣钱时，竟然没有人卖——因为市场上已经有这种产品了。他一调查，发现生产的人是县令的侄子！他去状告这种侵权行为，结果县令与法官是老同学，案子一审两年毫无结果。他终于忍不住到省城拦轿告状，巡抚大人热情地接待了他，真诚表示同情和义愤，请他回家等着依法办，但状纸很快又被转回到县里。

　　几经折腾，爱迪生负债累累，孩子失学了，老婆也跟人跑了。他发疯一样抽着自己的耳光，痛哭流涕说：“让你发明！让你发明！！”经过一番痛苦的心路历程，他虔诚地拿起了四书五经。……十年后，一个发明者把专利申请书递到了爱迪生县令的案头。爱县令漫不经心地问：“这人有关系吗？没有？那先放两年再说吧。”
　　这个小话剧其实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就是封建经济的问题在哪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先进性在哪里。如果合并成一个问题，那就是两者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在许多兄弟眼里，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从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从生产关系角度的经典分析，两者似乎就像一个苹果和一头牛的差别一样大。比如：前者是土地封建所有制，后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前者是分散小农的自然经济，后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前者劳动力依附于土地，后者劳动者获得完全人身自由，但只有被这个或那个资本家剥削的选择权，没有不被剥削的自由，等等等等。

　　我认为上面这些都不是两者最根本的差异。
　　（四十七）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中国明清两代的社会经济，再研究一下英法等国当时的社会经济，你会发现，在许多方面中国实际上走得相当快。如果把明清的中国界定于封建经济，把英法界定于资本主义经济，仅从表面上，似乎很难看出两者的区别。
　　举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江南，特别是江苏省的江南五府：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和江宁，纺织业相当的发达，许多织场的雇工量达到数百人，明代据估计苏州地区有数十万以纺织为业的工人。无论从工商业城市的规模上，还是从产业工人队伍的规模上，中国都优于或者至少不差于当时的英法。明史上还计载过许多类似于工潮的斗争情况，现代也有许多历史学者专门研究这些课题，发表了许多论文。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的金融业在明清两代也比较发达。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集中在山西平遥、祁县一带。据《平遥票号史》等文献记载，平遥票号在清代就出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以及“银股”“身股”等做法。这些做法放在今天的中国，也是相当先进有价值的。因为有钱人不一定会经营，老爸会经营儿子不一定会经营，所以在平遥，票号的股东（通常是三个人），叫做财东或者东家，通常找一个极善经营的“大掌柜”（即职业经理人），许以巨薪。按照当时的规矩，大掌柜具有完全独立的经营权，除了年底报账，东家在平时不能随意过问生意，有的甚至不能进入票号。

　　后来，以了防止“大掌柜”不负责任或者被竞争对手高薪挖走，山西票号又出现了给予大掌柜干股的作法，谓之“身股”，后来，为了稳定职工队伍，“身股”又应用于工作多年的熟练伙计们。东家的“银股”和伙伴的“身股”，实质上就是现代企业的以资金入股和以人力资源入股。“银股”可以转让和继承。“身股”不能转让，人在股在，人走股消。两种股同样分红。“身股”由大掌柜扩大到伙计，实际上是通过员工持股来稳定员工队伍的产权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清代中后期）是相当先进的。我涉猎的西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企业微观管理制度方面的知识不多，所以没发现同时代西方企业出现过这种产权安排。如果有知道的兄弟欢迎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当时，中国金融体系方面还没有落后于西方。到1990年代，我国国企改革从承包租赁阶段转入股权改革阶段以后，并涌现出许多股权改革创新的典型，包括了争议很大的经营层持股和全员持股等作法，其实这些创新两百年前就已经在汾河岸边大行其道了。

　　如果继续举下去，例子还很多。比如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种植园经济和自耕农经济规模都很大，尤其是美国和法国。我举这些例子都是想说明，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些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是他们的根本差异。
　　再回到上一贴那句话：人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实质上就是社会财富的制造者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财富占有和支配权的过程。再联系上贴我讲到的爱迪生小话剧，我认为，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根本的差异，并不在于分配份额或者分配形式之类的东东，而是在于社会财富制造者保卫自己财富的能力不同。换句话说，封建经济中，社会财富制造者无法有效保护自己制造的财富，也无力抵制皇权、贵族和官僚等阶层规模以及胃口的无限膨胀，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其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待续
　　（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