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多说一句，由于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所以我总是觉得，把基督教与新兴的资本主义说到一块儿，客观上有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味道，仅管围脖先生的主观出发点不是这样。在近代的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优越感无比强烈。再加上有人把达尔文的学说推而广之到社会领域，形成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加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产增长引发打仗，多打死几个以后大伙就宽松了。这样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出来以后，西方国家疯狂瓜分世界，想不打两次世界大战都难。

　　扯远了。我们继续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在西方四分五裂的小国中破土萌发的。
　　待续
　　日期：2011-09-24　09:17:56
　　（四十四）
　　在欧洲，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要强于世界其它地区，最终成为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其中的原因，有诸多解释。围脖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我试图从欧洲四分五裂的国家格局中寻求解释。把伟大的马克思韦伯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我是不是太把自己当根葱了？呵呵。

　　由于随手在写，我没查资料，所以许多史料没有写上明确的时间，有兴趣的兄弟自己去细查吧。在中世纪的欧洲，小国家多如牛毛。虽然上面有一个罗马教皇，教皇基本相当于战国的周天子，实际政权都在各国国王手上。英国、法国、西班牙当时算是相当大的泱泱大国。德意志和意大利境内以及巴尔干半岛上，有数不清的小邦小国。德意两国要等到十九世纪晚期才完成统一。由于国家太多，分合错综，所以看欧洲历史是一件累死人的事情，我草草看了一遍就束之高阁了。

　　欧洲各小国之间经常打仗。为了土地，为了继承权，反正为了什么名目。由于通婚关系复杂，各国王室间多少都沾亲带故，所以打起仗来还有人帮忙，很容易发展成一场群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王们为了打仗，就要筹款。当然，为了建王宫、办婚礼、建城堡、修教堂、搞面子工程等等事项，也需要筹款。在中国，筹款比较简易，加税加捐就是了。中国老百姓说，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就是这个意思。实在不行，中国官府还可以强行征收富户的财产充公，或者纵兵抢劫以充实军饷。元末明末的官军都是这么干的。当年国民党也这么干过，所以汤恩伯将军光荣地与水灾、旱灾和蝗虫一起被河南人民誉为“四害”。

　　从我接触到的一些正面或侧面历史资料来看，欧洲国王也没少干这种破事，但是他们要比中国自我克制得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更有良心，但是因为形势不一样。由于欧洲四分五裂，小国林立，许多相邻小国仅有百里之遥，而且同文同种，居民都沾亲带故，所以欧洲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人可以比较容易地挪个窝。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和幼年时期，封建王权专制是各国的普遍特征。但是，国王手里有权，商人肚子底下有腿，如果国王搜刮过狠，无异于杀鸡取卵，工商业者会跑掉，甚至跑到敌对国家去创造税收和就业。各国之间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使国王和贵族们不得不有所顾忌。相反，他们对于那些依赖于土地、迁移难度较大的农民，搜刮要狠得多，结果经常把农民逼得破产和饿死，引发了农民暴动。

　　缺钱用，又不好明抢，怎么办呢？一些国王和贵族的办法是向商人们借钱。这一条，中国皇帝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些商人也主动向国王和贵族提供支持，以换取更大的经营权力。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借了钱总要对债主好一点。总之，欧洲工商业者的处境要好于其它地区。
　　在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商人阶层甚至通过和平赎买的形式，从封建王国那里搞到了城市自治“特许状”，使许多城市享有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自治权。这些城市里，居民自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办法和自治管理办法，结果是五花八门怎么干的都有，现代许多政治经济制度，都能从当年那些自治城市找到一些渊源。这些自治城市后来虽然消亡了，但是它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待续
　　（四十五）
　　封建时代欧洲四分五裂小国林立的状况，促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兴起。第一个原因，是工商业者通过“用脚投票”获得到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第二个原因，是小国林立使一些发展快的国家成为“鲇鱼”，刺激了各国的竞争和追赶。
　　管理学上有一个鲇鱼效应，大体意思是说，沙丁鱼不爱运动，长途运输时会缺氧而死。解决的办法，是在沙丁鱼群中放进一条爱动的鲇鱼，扰得大家上窜下跳，这样就不会缺氧死掉了。
　　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肯定比封建自然经济更能促进国家富强。但是，这样需要牺牲封建领主和贵族的政治权力，他们肯定是不会愿意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内部，很难有什么客观因素能迫使皇帝、贵族和官僚自动放权。而在欧洲，则具备这样一个客观因素，就是国际竞争。

　　欧洲有那么多的小国，虽然在中世纪基本上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总有某种例外。比如，某个小国有某种客观历史原因，或者出现了政治观点新锐的政治家，或者商人阶层通过偶然的机遇获得干政的机会，等等，就可能为新制度发展打开一扇天窗。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经济方面具有极强能力，一旦获得发展机会，就会很快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国力的增强，从而使这个国家获得竞争优势。这个国家就成了一条鲇鱼，对其它国家形成了压力：你要么改革图强，要么在竞争中被干掉。

　　从十五世纪开始，大航海时代打开了欧洲人追逐财富的大门。葡萄牙一马当先，荷兰、西班牙、英国一个接一个地崛起，真是欧洲后浪推前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这些国家的兴起有诸多原因，央视七集纪录片《大国崛起》都分析了，但我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是促进其国内革命的重要外因。如果当时整个欧洲是一个皇帝统治下的大帝国，那么这些进步就很难实现。

　　反观我们中国，其实在分裂时期，也有许多国家竞争的生动例子。比如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国纷纷求贤图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诞生了影响中国的先秦诸子。而后来大一统帝国时期，这种思想自由的时代气息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究其根本原因，是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同。前者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让你后悔死；后者是此处不留爷，明天爷饿死，不得不去为五斗米折腰。人才如此，小民亦然。孟子对梁王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意思是，不能用国界来限制人民。换句话说，你这个国王当得不好，人家老百姓可以用脚投票，跑到别的国家里去申请绿卡，你派兵守着国界也拦不住的。

　　在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有个割据国家叫南汉，国土是今天的两广。这个小国继承了唐代广州外贸传统，控制了中国南海贸易，使广州继续成为世界贸易大港，因而富得流油。可惜南汉皇帝不争气，光吃喝玩乐，最后被北宋灭掉了。如果五代十国能够延续更长时间，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南汉（或者吴越等其它国家）的某个君主，可能会善待外商发展贸易，将税金用于军备，从而取得武力上的相对优势。而那些被打得鼻血长流的邻国，可能会开一个会总结教训，然后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好多收点税招兵卖马去报仇。这种国家竞争将可能使工商业者取得更大权力，逐步刺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