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接触到的一些正面或侧面历史资料来看，欧洲国王也没少干这种破事，但是他们要比中国自我克制得多。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更有良心，但是因为形势不一样。由于欧洲四分五裂，小国林立，许多相邻小国仅有百里之遥，而且同文同种，居民都沾亲带故，所以欧洲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人可以比较容易地挪个窝。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和幼年时期，封建王权专制是各国的普遍特征。但是，国王手里有权，商人肚子底下有腿，如果国王搜刮过狠，无异于杀鸡取卵，工商业者会跑掉，甚至跑到敌对国家去创造税收和就业。各国之间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使国王和贵族们不得不有所顾忌。相反，他们对于那些依赖于土地、迁移难度较大的农民，搜刮要狠得多，结果经常把农民逼得破产和饿死，引发了农民暴动。

　　缺钱用，又不好明抢，怎么办呢？一些国王和贵族的办法是向商人们借钱。这一条，中国皇帝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些商人也主动向国王和贵族提供支持，以换取更大的经营权力。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借了钱总要对债主好一点。总之，欧洲工商业者的处境要好于其它地区。
　　在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商人阶层甚至通过和平赎买的形式，从封建王国那里搞到了城市自治“特许状”，使许多城市享有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自治权。这些城市里，居民自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选举办法和自治管理办法，结果是五花八门怎么干的都有，现代许多政治经济制度，都能从当年那些自治城市找到一些渊源。这些自治城市后来虽然消亡了，但是它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待续
　　日期：2011-09-24　09:17:09
　　哦，用别的账号更新你会看不见吗？呵呵，要不是大家提醒，我还没有发现以前的帐号能用了呢。那么，我把小用号的发的内容再重发一下吧。好像整理贴也是只跟着以前的帐号走的。
　　重发的内容有 （重发）的标志哈
　　（四十二）

　　我记得以前学习世界革命史时，有一个著名论断，大体意思是说，新生事物往往会在旧势力最薄弱的地区（链条中最薄弱一环）率先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观点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成立的。
　　按照前贴中的观点，在人类四个主要文明（或者文化）中，封建帝国的统治势力的强弱顺序，应该是中国大一统的帝国最强；印度和伊斯兰的帝国（内部存在诸多封建王国、土邦和酋长国）次强；只有名义帝国（罗马教皇）、实际各小国四分五裂的欧洲最弱。
　　在封建帝国和王国内部，封建势力对于工商业的控制，培养了大量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反过来不断巩固自身利益，进一步加强控制，最后把工商业者搜刮得无以为继，官逼民反。梁山好汉里面，就有不少人原来是从事工商业和服务业的。比如民营酒店业主的孙二娘女士。从她的所作所为看，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正义感、创业精神和经营能力的好公民。按说，她原本应该凭借自己超强的公关能力，开拓市场，增加投入，扩大就业，评星级、搞连锁，上市筹资，最后打造成国际著名品牌“十字坡”，和希尔顿、喜来登、凯宾斯基等巨头去角逐国际市场。但是，由于政治昏暗和官匪横行，使她无法正常经营，最后逼上了黑道，先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然后拉杆子上梁山。中国的治乱周期，基本上就是这么给弄出来的。

　　总之，在中国这样大一统帝国的内部，工商业者想要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实现维护健康发展的权力，难度是极大的。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经济尤其是城市工商业，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塔楼一样，随着王朝更替毁而复兴，兴而复毁，始终无法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阶段。关于中国封建帝国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从繁荣到崩溃的周期现象及根源，著名学者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两本书说得又生动又深透，曾多次让我拍案叫绝。

　　为什么是欧洲的西方国家而不是其它国家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欧洲人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解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马克思韦伯。欧洲有两个马克思，两人拥有同样的学术盛名。除了我们中国人崇拜的大胡子马克思以外，另外一个就是马克思韦伯。为了方便好记易于区别，我们叫他围脖吧。围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基督教伦理的角度，论述了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系，指出基督教伦理才是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围脖还对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对资本主义的抑制进行了分析。这本书在世界上的影响大得一塌糊涂。如果你去读当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市场经济价值理念方面的论文，就会发现围脖的话在被反复引用。围脖的主要代表作在网上都有电子版，有兴趣的兄弟们抽空钻研吧。

　　我不同意围脖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西方能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不能，主要原因不在于基督教和儒教的差别，而在于“马赛克”式的林立王国和大一统帝国的差别。下面来具体分析。
　　待续
　　（四十三）
　　是不是只有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分析又是个大活儿，可以写本书。为了偷懒起见，我继续举例说明。
　　插一句闲话，“举例”这个做法，上网发贴子闲聊可以，真搞论文不行。在前面的许多贴子里，我也是不断“举例”的。看上去有举重若轻之势，想起来有藏拙摆巧之嫌，实际上有以偏盖全之失，我的本意则是收到抛砖引玉之效。呵呵，兄弟们一起思考吧！

　　例如，契约精神。
　　契约就是合同，这个东西在经济上黑重要黑重要的。当然，在社会管理领域也黑重要。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名著之一就是《社会契约论》嘛。围脖认为，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石之一。基督教新教伦理中，有关于人神契约等内容，这些教义植根于社会意识深处，使基督教的社会公众比东方人更具有契约精神。

　　这个说法听起来是比较靠谱的。起码就目前现状而言，西方人的契约精神远远高于中国人。我们现在整天评比“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原因就是不重合同、不守信用的单位实在太多。被评上的单位也不一定真守信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抓了多年，坑蒙拐骗现象倒是花样翻新，连吃的喝的东西都不放心了。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会发现，现代契约精神的产生，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源头。伊斯兰教对于人的诚实、信用和忠诚，也有一大堆教义和规范。真正虔诚的穆斯林是相当有定力的，你买东西不必担心他缺斤少两。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也包含了社会诚信观念，君子一诺千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语）。总之，我看不出基督教义中关于契约诚信精神的“种子”比其它文化更多或者更强有力。

　　另一方面，围脖认为伊斯兰、儒家等教义和伦理精神有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成份，其实在基督教中同样也有。儒家社会的确存在重耕战、轻工商的顽固倾向，但是儒教文化下的中国人丝毫不缺少经商意识和能力。国内有晋徽等著名商帮，国外有华侨商人在世界各地辉煌创业。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印度商人自古就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实力曾比欧洲商人大得多。所以，东方文明并不缺乏重商传统。即使中国政府不重商，民间也有强烈的重商逐利的传统。

　　而且，如果考察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那种没有契约精神的坑蒙拐骗现象，在包括基督教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特定发展阶段上都曾经出现过。这似乎是一个不好避免的阶段性问题，各国只是在严重程度有所差异，与客观历史条件和政府治理水平有关。当各国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后，这种现象又无一例外地逐步下降。
　　契约精神只是一例，我们还可以从其它许多方面去思考和论证。总之，我感觉仅仅凭基督教新教伦理，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会在西方首先兴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