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大动脉
　　既然已经考虑到了物流业（含客运业，下同）各个分支行业的竞争，我们不妨继续思考一下相关的问题。运输业历来都是能源消耗的主要行业，因此向后石油时代的过度，自然会对整个现代物流业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随着房地产业的低迷，物流业称为投资的重点领域之一。如果在大规模投资时预先考虑到物流业未来的变化趋势，那么无疑将对中国未来带来巨大的便利。另外考虑到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而且基础建设对于短期迅速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明显，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肯定要继续使用。因此，结合整个时代大背景考虑一下投资的思路和方向，是非常有必要的。

　　本节未完
　　日期：2009-05-21　08:48:19
　　从石油时代向后石油时代的过渡，涉及的重点方面就是能源生产。人类社会需要逐步摆脱严重依赖化石能源的局面，无论是从可持续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而言。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未来数年的时间内，实现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应当着手为这个过渡作准备，利用政策工具引导社会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量，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短期的目标仍然是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尽可能争取做到经济发展的同时，一次能源的消耗量不增加。此后随着中国社会较缓慢的人口负增长过程，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使用速度。这个过渡同时也涉及到生活方式的转变。应当引导社会转变消费观念，尤其是减少大量一次性产品的消费，尽可能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特点，能够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并不多。短期内比较有实用价值的，恐怕主要仍然是生物柴油。从长期角度来说，能源结构肯定要越来越多的包含生物能源，不过短期并不能大力发展生物能源。中国目前人口基数巨大，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恐怕难以腾出耕地生产燃油作物。以后随着人口数量的缓慢下降，可以逐渐腾出耕地来生产生物燃油。现在应当开始为生物燃油的发展进行科研准备，加强研制短分子链的燃油作物，同时积极改进生物燃油的生产工艺。如果能够研制成功具有工业价值的催化转脂化反应的生物催化剂，对于未来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必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生物燃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三农问题
　　如果农民不仅为社会生产温饱所需，还为社会提供驱动工业体系的能源，那么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必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由于城市将不能提供以前同等数量或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农村人口会留在农村。假如此时城乡差距不能够减小的话，那么农民将会以抛荒的方式进行抗议，整个社会的稳定将是难以维持的。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城市一定程度地畸形繁荣，同时严重削弱了农村社会的承受能力。某种意义上，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农村不断补贴城市的产物。这个过程以后肯定不能继续进行。同时，农民的迁徙自由必须得到尊重，不可能以行政手段强制农民生活在某个地区。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让农民愿意留在农村。这就要求允许农产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上涨，当然这也就必然影响到城市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所以必须同步提高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实际上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部分。

　　从文化角度说，对于农民在整个社会的理论地位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上农民的理论地位仅次于士大夫阶层，高于手工业者和商人。
　　本节完
　　日期：2009-05-22　08:52:07
　　人口政策
　　对于任何社会，人口的再生产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论工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人口如果负增长过快，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日本在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导致整个社会缺乏劳动力。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日本将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在现代社会，劳动力不足有可能导致两种非常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一方面是社会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又找不到工作，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乍一看这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不过在人口负增长阶段这的确有共存的可能性。

　　劳动力不足首先导致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减少，同时与此对应的一定是人口老龄化，也就意味着领取养老保险的人口增加。如此一来养老金支付就会出现困难。那么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是把退休年龄推迟，这样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就会下降。但是对于企业而言，一个老龄职工延迟退休，那么就不能再招一个年轻劳动力来接替这个职位，社会失业率可能升高。同时人口负增长导致市场容量变小，企业希望尽可能的压低成本，其所能提供的条件达不到求职者的就业期望，他们宁可选择回到农村或者待业。于是就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共存的局面。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对于中国的人口形势，我们不妨来展望一下。从1949年开始，每年的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中国现在人均寿命为72岁。以此推算，那么到2021年中国每年的死亡人口一定会超过2000万，而且以后会长时间保持这一水平。而中国的新生人口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自2001年以来历年统计公报，2001年为1702万，2002年为1647万，2003年为1599万，2004年为1593万，2005年为1617万，2006年为1584万，2007年为1594万。很明显，新生人口经历了快速下降后至2007年处于一个生育高峰期。但是应当考虑到2007年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所谓六十年一遇的金猪年，2007年的生育意愿一定是此后相当长时间的顶峰。也就是说，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新生人口数都很难超过每年1594万这个水平。这就意味着，到2021年时也就是12年之后中国人口每年至少负增长400万人。如果考虑生育意愿的降低，那么新生人口数届时会大大低于每年1594万这个水平，而且眼下的生育高峰恐怕也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负增长的速度将会更高。根据统计公报，当年新增人口为681万；2008年新增人口673万。如果粗略估计一下的话，大约6年之后，中国人口很可能进入负增长。

　　本节未完
　　日期：2009-05-24　09:08:19
　　人口政策续
　　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两难局面。从中国环境和资源承载力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口必须负增长。人口不负增长，中国的生态环境将无法长期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必然导致环境灾难。但是负增长的速度一定要尽可能的控制在比较缓慢的水平上，否则社会经济将无法承受负增长造成的沉重压力，尤其是社会的养老保险体系更难以承受这样的压力。未来几十年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在走钢丝，需要有高超的技巧。而社会生育意愿的调整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韩国从90年代末开始鼓励家庭生育第二胎，但是效果相当有限。大多数韩国家庭对此不以为然，应者寥寥。日本同样面临着这个难题。鉴于其他国家的经验，建议中国及早进行生育政策的微调。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放开甚至鼓励家庭生育第二胎，并观察社会对此政策的动向，以便于为更大范围内的人口政策调整做好准备。近来有报道广东和湖北等地已经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不妨观察一下效果，逐步向其他人口已经负增长的地区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