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我们提到过孔子给子贡上的一堂课,现在当我们分析了中国与欧洲两年多年的历史后,不妨再来思考一下这堂课的内容。《论语•颜渊》篇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一段非常清晰地说明,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经济和军事问题的解决更加重要。虽然古汉语不使用国家认同感这个名词,但是毫无疑问不信任就不可能认同,对于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国家认同感问题,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早就已经看到其对于一个社会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假如真的理解了《论语》里的这段话,那么清朝的根本缺陷不问可知,对于这个朝代的基本脉络从理论上就完全可以预见到。应该指出的是,古汉语言简意赅富于概括。“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是国家认同感问题,还指出了民众相互之间的信任以及对于自身的自信问题。信在古汉语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相当于现代汉语中信仰、信任、信心、信义等几乎所有与信字有关的词汇意思的总和。
关于北宋丞相赵普有个典故,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现代中国人对于这句话恐怕多数会不假思索得认为纯属扯淡。反驳的理由似乎是现成的:真要半部论语能治天下,中国怎么会落后呢,近代怎么会混得这么惨呢?但是稍微动脑筋想想,清朝可曾用半部论语治过天下?那样的话中国就根本不会落后,也不可能有近代的屈辱历史。当现代中国人随手挥霍历史遗产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认真去思考过这些历史遗产的价值。倒是韩国人比我们还上心,什么都要拿去联合国申请个非物质遗产。半部论语能不能治天下,姑且放下不论。对于论语里面孔子给子贡讲的政治学基本原则,倘若国人真的理解了,那么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都将上一个台阶。这实际上是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普适历史法则,而且还将影响未来整个世界的演变。对于这个法则的理解,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复兴速度。
日期:2009-03-15 09:47:24
出路
从理论上为晚清时代设计一个解决方案是很简单的。既然病根是国家认同感,那么推翻清朝的统治之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正统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基本没有领土野心,对中国领土完整威胁较大的是俄罗斯和日本。随着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进入动荡期,各列强忙于世界大战,根本不可能来侵略中国。一战之后苏俄与英法美形成战略对峙,双方都首先关注另一阵营,没有时间顾及侵略中国的问题。所以俄国对中国的威胁也相当有限。剩下需要考虑的就是日本。
防止日本入侵的方法同样简单,只要中国完成了军事近代化,并且保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么日本根本没有机会来侵略中国。之所以出现日本全面侵华,因为当时的中国限入军阀割据,国防力量无法整合社会信心极度脆弱。不抵抗的发生,实则就是“民无信不立”的具体实例而已。当时的整个中国基本没什么自信心。如果当时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绝不会出现日本的全面入侵。在维持中国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国家经济必然得到持续发展。并且可以利用29年大危机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设备,加速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应当指出的是,文化上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绝不可效仿美国。美国的文化一旦照搬,必然导致军阀割据。而中国自身的文化从来都是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不失,一定会形成一个强势中央政府,国家的发展道路是相当平坦的。
本章小结
这是一个版图辽阔的朝代。
这是一个躺在人口红利上的朝代。
这是一个相当缺乏国家认同感的朝代。
这是一个经济繁荣但思想非常贫乏的朝代。
这是一个压制思想从而给近代中国留下巨大后遗症的朝代。
这是一个顽固拒绝军队近代化,并被中国第一批近代陆军所埋葬的朝代。
晚清的出路并不复杂,推翻清朝后保持一个强势中央政府并且推进军事近代化和工业化即可,当时的外部大气候有利于中国发展。
第七章民初之乱
本章所探讨的是民国初年中国的混乱局面形成的深层原因,时间上对应于辛亥革命之后到府院之争大约六年的时间。之所以有必要深入的研究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期有非常强的特殊性。从第四章对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分析,很容易看到这个时期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第一次动荡期的初期阶段。西元1911年第一次世界虽未爆发,但是其爆发已不可避免仅仅需要一个火星来点燃整个欧洲而已。由于民初整个中国应对失误,导致了其后中国陷入了漫长的战乱之中,直到西元1949年中国大陆重新完成统一才从内战阴影中走出。今天的西方文明,再次走到了一个动荡期的起始段。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需要考虑如何应对西方文明再次进入动荡期带来的影响,从而避免西方文明的动荡再次造成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殷鉴不远,对于这个案例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一段历史的脉络多数读者都很熟悉,因此我们将重点思考使中国陷入混乱的原因何在,而不浪费笔墨于历史背景。
日期:2009-03-16 09:09:42
辛亥和局
清朝的病根在于国家认同感的扭曲,辛亥年各方的合力推翻清朝之后,国家认同感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这一点是辛亥革命的大功,不论其后发生了什么,这一历史功绩都是不能够否认的。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总体看辛亥革命的过程,很明显这个过程没有发生大的内战。当然中间有部分地区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战斗,但是大兵团之间的会战没有发生。经过南北双方的谈判,最后以基本和平的方式使清政府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我们不执着于美国式的政治体制的话,应当说这个过程和结局对中国而言是非常幸运的。首先,没有大规模的内战使得中国经济免受战争的摧残,保存了国家的元气,对于全国的老百姓而言避免了流离失所,这些对于国家的长期发展自然是有利的。其次,避免了大规模的内战也有利于整个国家边疆地区的稳定。一般而言,在中原地区不稳定的时期,边疆地区通常会更加不稳定,这一点中国历史反复证明过。当时的情况尤其严重,英国垂涎于西藏俄国则虎视外蒙。假如中国由于推翻清朝而陷入长期的内战的话,那么后果将会严重到何等程度是很难讲的。以尽量不流血的方式迫使清王朝顺应历史趋势,对于保全国家的领土完整而言更加稳妥。这样看来,辛亥年南北方之间的和谈是利国利民的上乘之选。
但是大家对于辛亥革命的结局却通常并不如此评价,而且此后的中国也完全没有利用好这个幸运的局面,究竟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来看第一个疑问。其实答案是简单的,因为大多数华人都赋予了这个革命一个听起来非常神圣的任务,那就是建立和美国一样的一种体制。只要这个目标没有达到,那么不论其他方面取得的进展如何,也不论这个过程规避了多少风险从而形成了一个多么难能可贵的局面,这一切通通都被视而不见。对于整个辛亥革命的评价以是否成功模仿美国为准,其他均不在判断标准之列。当然严格说来,同盟会当时的主张也并不完全是要彻底的模仿美国。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同盟会在临时约法中要求国家统一后实行内阁制。如此大的国家实行内阁制,在全世界是没有先例的。如果说这是在模仿法国,恐怕并不合适,这一要求对于领土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而言有独创性,但是没有可操作性。总之,西方的观念在评价辛亥革命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压倒一切的颠覆性影响,实在让人不得不感叹斯塔夫里阿诺斯一语中的。整个民国初年,是近代中国经历的第二次大的文明冲突。
近代中国第一次文明冲突在第五章已经提到,是太平天国运动。此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的数次侵略战争,对于中国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除了甲午战争之外,精神层面的触动不大,社会生活还在按部就班的进行。虽然这些战争包含了文明冲突的成分,然而其冲击相对是较浅的。民国初年的混乱,则是在更深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而且这种改变是西方观念的传播使然,因此这是近代中国第二次大的文明冲突。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两次大的文明冲突实际上都是以内战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反倒与列强的军事入侵关系不大。实际上文明的冲突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就早已发生,不过由于强势文明的话语霸权,只有西方的学者提出,广大中国人才会比较重视。即便是此前有中国人提出这种看法,社会注定也不会理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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