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8-09 19:49:11

　　原文：
　　大夫曰：“汤、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国千里，非贪侵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故无功之师，君子不行；无用之地，圣王不贪。先帝举汤、武之师，定三垂之难，一面而制敌，匈奴遁逃，因河、山以为防，故去砂石咸卤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县，弃造阳之地以与胡，省曲塞，据河险，守要害，以宽徭役，保士民。由此观之：圣主用心，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
日期：2012-08-09 20:46:31

　　批：

　　大夫自然要为自己辩护，很现实的指出：自古以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动兵，“汤、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国千里，非贪侵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同时，大夫也举斗辟、造阳的先例来说明：我们不是什么土地都要的，“故无功之师，君子不行；无用之地，圣王不贪”“故去砂石咸卤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县，弃造阳之地以与胡，省曲塞，据河险，守要害，以宽徭役，保士民”。所以大夫在此是严词反对文学们借用《轮台诏》来诋毁汉武帝的军事征战的，在大夫看来汉武帝的军事行动还是收益大于损失的，“由此观之：圣主用心，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

　　大夫在此反驳的有理有据。汤武革命，自不待言，大家都了解。周宣王当政时，对南方的楚国大打出手，把楚人从丹淅之地赶出、逼到了更南方的云梦泽一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楚人把原本淮夷进贡周天子的贡赋都揽为己有，而江淮一带是当时最主要的战略矿产，铜、锡、铅等的出产地——所以周天子才会大动肝火、兴师动众的伐楚。因为当时楚国断了铜路就相当于今天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断了波斯湾向外输出石油的通道，后果自然很严重。另外，汉武帝晚年在征大宛等问题上确实炫耀的成分更多，但其前期的征匈奴确实是政治社会意义很重大的正义战争，并无炫耀成分。而且汉武帝确实如大夫所言、并非什么地都要，汉朝的军事征服基本止于阴山-贺兰山以内的农耕地区，外加河西走廊上的几个绿洲农业点。对于没有农耕价值的地区，自然弃之如敝履，如大夫所言的造阳、斗辟等地。后世中原王朝的扩展一般也就到阴山-贺兰山一带，因为再往北就是完全无法农业开垦的草原和戈壁了、长期占领的话就是赔本买卖了。

　　面对大夫的有事实讲话，文学们接着又会如何辩驳呢？
日期：2012-08-10 20:13:04

　　原文：
　　文学曰：“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非徒是也，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途，巴、蜀弊于邛、筰；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于瓯、骆；左将伐朝鲜，开临屯，燕、齐困于秽貉，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非特斗辟之费，造阳之役也。由此观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计过也。”

日期：2012-08-10 21:01:15

　　批：
　　文学们对大夫所言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除了造阳、斗辟以外，阴山南麓的今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今两广闽浙所在的南越和闽越、河西走廊和西域、云贵、朝鲜等地都是无用之地。所以在他们看来，管理这些地方所花销的财政支出是完全不值得的、纯粹是个别冒险家为了博皇帝欢心的邀功之举，“左将伐朝鲜”“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途”“张骞通殊远”“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计过也”。

　　那么同样对于边疆，文学们为什么有如此天差地别的看法呢？这主要和当时的农业生产能力还不够发达有关。北方阴山南麓受气温影响，会时而产生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寒流、干旱等气候现象，加之河套地区因长期灌溉而容易产生土地盐碱化，所以这里的农业发展并不稳定、还时不时的会闹些歉收绝收。同样，河西走廊和西域的绿洲农业也有类似问题，而且一旦发生河流改道水源枯竭等问题，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举城迁徙、也不如内地农垦稳定。今天的云贵、两广、闽浙等广大南方地区在那时主要还是大片的原始丛林，一般不适合人的居住；另外，在铁器普及之前，南方土地粘度高、难以被开垦，并缺少牛马等大牲口；而且南方的农业技术又落后，不少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粗放原始农业阶段、土地利用率很低。所以在西汉时，整个南方的农业经济价值并没体现出多少、还处于观望评估阶段，南方的第一次飞跃是要到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士民南迁、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后才出现。

　　所以文学们才会在此大谈“边疆无用论”，他们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看来也颇为在理。那么面对文学们在此全盘否定汉武帝时期的军事扩张成果，大夫又当如何为之辩护呢？
日期：2012-08-11 13:43:26

　　原文：
　　大夫曰：“挟管仲之智者，非为厮役之使也。怀陶朱之虑者，不居贫困之处。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阳也！”
日期：2012-08-11 14:45:40

　　批：

　　大夫在此忍无可忍，不再和文学们直接计较国家大事，而是直接对文学们展开了人生攻击，指责他们只会夸夸其谈、光说不练、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并讽刺那些儒生们真要有管仲、陶朱公那般的本领，早就该飞黄腾达了、何需在此翻嘴皮子呢？“挟管仲之智者，非为厮役之使也。怀陶朱之虑者，不居贫困之处。”因此，大夫认为这些从没操持过军国大事的儒生们，根本没资格来议论国事，文学们的谬论不值一提！“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阳也！”

　　御史大夫桑弘羊看来是真的恼羞成怒了：从盐铁专营到开疆拓土、他所引以为傲的一生功绩居然在文学看来非但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业绩、反而是劳民伤财的得不偿失之举！并且这些指责并非出自汉昭帝或者当朝的同僚，而是出自一群几乎没有从政经验的儒生之口；面对这种不明所以的横加指责，难怪大夫会气不打一处来。这种貌似“外行领导内行”的错位其实在当今社会并不鲜见，尤其是政府每产生个新决议或执行一新政策，总会招来社会上各色人等的评头论足、甚至是横加指责；但细究其中多数言论，多为不懂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外行言论、甚至不少是纯为发泄的不着边际之语。以笔者身处上海的经验来看，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全国大中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本地原著居民歧视外来务工人员、“排外”的现象。尤其是每当社会经济遇到困难、就业不景气时，总会冒出“外地人抢了上海人饭碗”“把外地人都赶出去”之类的排外言论、乃至有更加情绪激动的谩骂和诅咒，连贵为“封疆大吏”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也难以逃脱这种敌视情绪；而且此类言论在市井小民里还很有市场、传播甚广，笔者甚至都不怀疑，如若我国也搞西式民主直选的话，肯定会有不少省市立刻出台明显“排外”的政策来取悦本地居民的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