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习惯于图省事、不愿意多惹麻烦、多操心的办事倾向在学术上叫追求便利性，这是构成官僚需求函数的重要因素。关于这点中国的例子更明显，所谓的“萧规曹随”其实就是一种，当然汉初的“萧规曹随”是正确的；49年建国后建立了一套秩序体系，尽管这套体系可能存在很大的弊端，却很少会主动调整（当然这与当年人们敬畏领袖，迷信前人的做法有很大干系）；上世纪80年代邓氏在很大的社会压力下主持变革，一旦新的秩序体系形成，他的继承人也很少动脑子评估哪些邓的做法需要新的变革，不论其好坏或正确与否基本是盲目坚持的态度；不仅政府行为如此，诸多准政府机构或由政府主持的事业也都陷入“官僚便利性陷阱”，比如CCTV其实也该知道自己的宣传风格与内容荒诞落伍，但他们不可能多事去主动改进，比如国民教育遭到全民炮轰但教育部也基本视若无睹而不愿意顺应民意进行改良，当然这与所谓的“政治正确”不良行事传统干系重大。

　　官僚追求便利性、政治正确与路径依赖三大主要因素导致中国政府开支巨大而办事效果极差，纵然个别官僚甚至主官有心改革也无法抗拒整体的惰性。
　　3）在官僚主义主导下，政府天然存在扩张的欲望和倾向，官僚总希望自己的机构规模不断庞大，获得的经费与支配的人手、资源越多越好，谋求本部门的报酬待遇与福利。这种政府扩张倾向与官僚本能需求导致政府机构规模通常大于实际需要，公共预算与行政开支远高于常规的普通社会组织，加重了纳税人及社会的经济负担。
　　4）政策消费方的不良需求、利益集团干扰和寻租行为造成的高成本。比如军费开支的难以削减、政府采购的高价中标、行政干预下形成的危害性垄断（相对于自由竞争形成的自然垄断）与不合理的专营或特许经营，这些浪费都是最终由全社会买单。
　　日期：2011-08-15　10:21:30
　　政府活动的低效率一般指的是公共决策的失误及因此造成的经济效率丧失。低效率的原因主要在于下述原因：
　　1）缺乏充分准确的信息。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必须以信息的完备性与准确性为前提，实际情况却是政府本质是经济世界的旁观者，它只参与其中有限的一部分，再抬高点政府的作用也仅仅上升到监管者、裁判员的地位而已，不参与主要生产活动的政府自然根本不可能完全了解变化万千的经济活动；此外当代各国政府判断与干预经济状态的依据主要是宏观经济数据，微观部分的研究与资料不足，即使有也未必全面、专业、典型及准确，尤其是中国，通常来自报纸、电视台等媒体记者的观察报道其质量怎么可能与专业机构做出的判断相比？这种确定干预的现行依据或办法本身就有缺陷。总体而言，政府纵然有良好的意愿和理性，支持这种意愿和理性的基础却明显带有盲目性，何况官僚的知识和预见能力通常还需要打个问号来看待。

　　2）政策通常有滞后性，包括制定的滞后性、实施的滞后性以及效果的滞后性。
　　3）官僚机构面对经济变化缺乏弹性，这种特性在公共物品的供应上反映得特别充分。
　　4）官僚作风对政策的负面影响。
　　5）利益集团以及寻租活动对正确决策的干扰。
　　6）政策、法规的刚性与经济可能不断变化甚至剧烈变动的内在逻辑矛盾。

　　7）政策的频繁变化破坏了经济稳定或某些行业的正常运行，因此带来了实际的效率丧失。
　　短缺和过剩被认为是低效率的最典型症状，中国政府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也是干预低效率的典型案例，盲目发展高铁被国内外技术专家指斥为决策失误，事故频发、上座率很低、铁道部债台高筑都是低效率和浪费的最佳注释。中国一向伪数据盛行，从六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浮夸到当代臭名远扬的官方统计数据，这种信息条件要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是个神仙都难，且不论中国官僚阶层的集体性低素质。

　　日期：2011-08-15　10:24:57
　　分配不公也是最常见的政府失灵现象。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分配决策中会受到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干扰，利益集团、选民的不同倾向都会造成实质上的系统性分配不公，政策执行环节也难免出现纰漏，中国现在这种金权社会环境下情况尤其严重，大到城乡社会的二元化、中心城市及重点城市对经济资源的过度占有，小到权力阶层或者富裕阶层侵占本该分配给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房，具体表现不一而足。

　　日期：2011-08-15　10:30:54
　　政府干预经济存在众多的弊端，但是现实世界的很多事情还确实需要由政府主持或出面牵头操办。针对这一根本性的矛盾，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只有坚持宪政才能克服与纠正政府失灵，法治是抑制政府病最有效的武器。这意味着在公共事务领域必须明确政府的职责与权限，没有授权绝对禁止政府越界，政府的一举一动必须有合理、公开而详细的规则，由民众与社会来评估政府作为的绩效。其次是必须坚持“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构架原则，遏止政府机构的扩大化倾向，把具有潜在危害性的公权锁在划定的牢笼中。如此才能让政府成为驯服的看家护院的良犬而无法伤害主人们。

　　技术性的措施则在于加强竞争性，打破行政垄断，适宜市场力量参与的公共服务按照市场原则组织供给，在官僚间建立良好的竞争机制（民主选举主要是针对各级政府首脑或曰政务官体系的，不涉及事务官或曰公务员体系的官僚阶层）；第二，要加强官僚阶层的专业性水平，良好的专业性有助于明显减少官僚不专业引起的诸多笑话，这点是讲政治、将关系、讲背景而偏偏不讲究业务专业水准的中国官场的最大弊端。以渤海湾被污染而中国司法与环保部门无法有效惩罚污染肇事公司为例，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不专业导致政策法规滞后甚至原始，自然出现这种情况与上面我们重点剖析过的官僚便利性陷阱及其它原因造成的堕政也有重要关系；第三，要加强信息建设，提高信息的时效性与专业性水平，让政府赖于决策的信息能够相对更真实地反映出经济变化的实际情况。

　　归根到底，“限权、监督与问责”是解决政府干预失灵乃至治疗政府内在缺陷的唯一良方。
　　日期：2011-08-15　19:19:04
　　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体系有一个旁杈分支叫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强调立足于人际关系的互动来理解和解释经济活动，反对以个人的孤立行为作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这个学派认为人首先扮演的是“社会人”与“组织人”的角色，“经济人”是排在稍后的位置的，所以特别重视对非市场因素的研究，尤其是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以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为主，排斥主流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数理分析方法，他们重视人与社会的价值判断因素，强调历史、文化与伦理对经济体开展经济活动的影响。所以这个学派的学问被称为“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随着制度经济学派理论的进步与丰富，该派大师道格拉斯.诺思将罗纳德.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问世后的制度经济学说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因为这之后的相关理论不再与主流经济学完全对立，而实际上走的是融合路线。科斯引起的变化之前的诸多理论自然被视为旧制度经济学体系，其中包括了以约翰.加尔布雷思的二元体系思想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及推动瑞典建立福利国家的贡纳尔.缪尔达尔的制度理论为代表的“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贡纳尔. 缪尔达尔同样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旧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支持国家干预主义路线，认为近现代社会追求人的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需要难免要依靠社会与政府的参与及矫正。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则是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然而其关于改良制度的设想却显然离不开社会与政府的积极努力。
　　日期：2011-08-15　19:23:19
　　正统经济学理论只承认自然要素（也称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三大柱石，没有将制度视为经济学研究的独立要素，而新制度经济学则证明了“制度”绝对有资格被视为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这种新认识今天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无论静态考察还是动态展望都显得落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一整套有助于发展现代经济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