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是穆斯在一篇名为《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的论文中提出的，他在研究证券市场的投机问题时假定：人们在预测时总会以自己尽可能搜集到的信息作判断依据。因为人们的理性预期，所以没有任何法则、公式或模型能够让投机者在众人都预先掌握完全信息的情况下牟取暴利。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理论当时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市场动态行为的分析，但并未对一般经济分析产生影响。

　　日期：2011-08-12　14:41:44
　　二十世纪70年代，卢卡斯与托马斯.萨金特等人发展了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将这种分析方法应用到宏观经济模型的研究，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理性预期理论，从而正式诞生了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方法没有考虑个人决策的影响，个人决策对经济活动的变化有重大的影响作用，而个人决策是依赖于人们的理性预期的。同时他们还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前提因时代变化也暴露出缺陷，在70年代出现世界性的资源短缺与能源紧张的背景下，充分就业的假定前提实际已不存在了，因为原材料的供给逐渐丧失了弹性，生产接近潜能，就业达到自然就业水平，总供给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无法通过扩张总需求而实现经济增长。

　　该学派在宏观经济学中引进了理性预期、货币中性和自然率三个假说，改变了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这种分析思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进一步深入和扩展，实际上是关于理性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分析的拓展及补充。
　　日期：2011-08-12　14:48:18
　　所谓“货币中性”是指货币仅仅起到交换媒介与经济计量工具的名义变量作用，货币供给的增长对于实际产出水平没有影响。此假说意味着则凯恩斯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只能带来招人憎恶的通货膨胀而对经济增长有害无益。
　　在理性预期经济理论里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自然率假说（Natural rate hypothesis）则阐明了经济总量水平（产出、消费、投资、就业与失业）会在给定的微观经济结构下，因为所有经济活动当事人的正确的预期行为而形成唯一的总产量、就业及失业水平，此即“自然水平”。这种假说承认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对总产量和就业产生影响，但关键在于证明了政策作用的有限性，支持了自然失业率的观点。在卢卡斯的论证中，传统概念的菲利浦斯曲线被批判，即彻底否定了失业与与通货膨胀间的负相关替代关系，这个结论是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致命打击。

　　最重要的是，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群体以自己的理性预期的经济行为积极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他们对宏观政策的反应，决定着这些政策的效果。也就是说，宏观政策的成功与否不仅决定于政策的制定者一方，还取决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理性预期学派通过自己的推演证明，人们能作出符合理性的预期，从而迅速识破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并能对事先采取对策及预防性措施，这种抵销行为将导致政府政策无法发挥预期效应。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以稳定经济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无效的，亦即凯恩斯主义者信奉的需求管理政策在理性预期行为的影响下丧失了效力。

　　这个“政策无效性命题”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是理性预期学派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经济、包括刺激生产的政策、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依据，也是“理性预期革命”较为持久的理论贡献之一。
　　理性预期学派并没有表明他们对社会福利与保障事业的态度和立场，但他们隐含了无为而治哲学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于否定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积极作为。
　　日期：2011-08-12　14:54:59
　　理性预期学派丰富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但他们的理论体系也遭到了其他门派高手们的攻谖与打击。最要命的是，他们的门户旗帜有污点或缺憾，即“理性预期假设”本身与现实有些脱节。卢卡斯等人都承认经济活动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却假定经济行为主体对经济活动预测的主观概率与经济体系的客观概率是吻合一致的，在这点上很难说服众人。

　　还有些缺陷或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比如信息不可能达到充分的问题，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指出获取经济信息是要支付代价的，普通人可能因此而放弃相关努力，厂商也会由于信息成本的制约而获得的信息在数量及质量上存在局限性，这就与判断达成理性构成了逻辑矛盾。再如，人们的理解、处理、判断信息的能力本来就有高下之分，虽然理性预期强调的是公众预期的均值而非着眼于个体预期的绝对准确性，现实中的大多数人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也至多实现有限的理性预期而已。另外经济活动中的一般风险通常也不适用于统计学方法来分析计算，因为未必都具有重复性的特点，统计学是只适用于重复事件的。

　　理性预期之所以在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证券交易中被证明有效，这主要是因为该领域的特点决定的：交易极度方便，交易费用非常低，也就是流动性特征极其强烈，而且大家的判断预期方式简单、存在极高的共性特征，市场行为类别也就买卖而已。而其它经济活动显然有更多的复杂性，比如厂商判断要通货膨胀了，准备提高产品价格，但他可能要受制于相关合同或协议，起码要履行完已经签定的供货合同或者等到协议期满才能真正调整价格。诸如此类的实际问题或限制不一而足，即便作出正确的预期判断也很难真的当下就实现行为调整。实际上真实世界中，适应性预期的应用相对前瞻性的理性预期更普遍。

　　日期：2011-08-12　15:05:53
　　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分支--公共选择学派（Public-choice School）严格来说不仅仅是个经济学派别，他们的研究领域跨出了传统的经济学范畴延伸到了现代政治学领域，社会选择、公共政策、行政学、政治学、政党理论、宪政学说都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势力范围。这个学术派别的领军人物主要有詹姆斯.M.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在世界各国学术界都有大批的加盟者和粉丝。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联系成统一的研究对象，运用“经济人”假设前提和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致力于剖析政府这个公权组织的结构、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等，分析国防、法律、税制以及公共福利等公共产品及服务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该学派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要确保对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作出理性分析，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事实上，对政治过程的补充理解，能极大地增强对市场过程的理解。”

　　公共选择派的高手们殚精竭智地研究经济、社会、官僚机构与政府组织的奥秘，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要找出否定国家干预主义的原因和依据，论证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不过公共选择学派的态度很超然，并不执拗于成见，他们在充分研究了相关课题后承认自由市场机制存在一些局限性，呼吁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要注意弥补和修正这些“缺憾”。他们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失灵命题”以抗衡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利的“市场失灵”公论，阐述出对称于“外部性”概念的“内部性”认识，藉此杀手锏警醒世人对国家干预经济保持足够警惕，但他们也并不盲目地反对或抵制必须的且有利的政府积极作为。

　　公共选择学派以对非市场决策领域的深入研究而著名，但细心的布坎南还是就公共选择与社会选择这两个容易混淆的现代理论做了比较区别。他认为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基于经济人模型，而不同在于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视为交易的概念，且主要应用于政治领域，社会选择理论则没有将政治视为交易，更多地应用于社会事务的决策过程。

　　日期：2011-08-12　15:1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