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皇帝想灭掉一个官员，明明是因为这个官员让皇帝讨厌。但贬斥该人的公开理由，全都是说这个人道德如何败坏。其实满朝廷的人，人人都知道这人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道德品行完全无关，可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说透了，都这么虚伪呢？

　　我们现在明白了，这是因为儒家道德是立国之本。古代那些大官都是政治精英，他们当然明白口头的道德和实际上的管理、经济、人事问题是两码事。但是，帝国朝廷必须做出遵守儒家道德的模范姿态，必须带头以儒家道德标准考核一切政务，才能让朝廷符合“礼”的规则，让民众不至于造反；才能上行下效，让基层政府也能以儒家道德自律，去严格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断案。

　　日期：2012-07-13 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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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古代最流行的通史《资治通鉴》，我们会发现作者司马光简直是个道德狂。对每一代亡国之君，司马光都努力摘出他道德上的污点：乱伦啊、生活奢侈啊，等等。
　　然而，这有什么道理？性道德和治国能力有关系吗？皇帝个人奢侈一点，能把全国都吃垮了吗？
　　类似的，有的历史学家谈到安史之乱的时候，批评李隆基过于沉迷歌舞和奢侈的生活。黄仁宇就给他的美国读者打比方说：
　　“在我们听来这样的建议等于令纽约交响乐团和大都会歌剧封闭，以便使越南战事获胜。”

　　对吧，皇帝个人的玩乐和国家兴亡毫无关系。
　　我们粗一看，会觉得司马光是个只会指摘个人道德、看不出社会本质的笨蛋。实际上恰恰相反，司马光已经看出了统治古代帝国的诀窍：
　　必须以朝廷为首，做出遵守儒家道德的姿态。
　　“资治通鉴”——书名的意思是为统治者总结的经验教训。司马光在此书里道破了历代王朝得以兴盛的奥秘。
　　聪明的帝王都能看出这个门道。唐太宗说：尧、舜、周、孔之道，“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一刻没有儒学，咱就完蛋啦！
　　可实际上，唐太宗为王位杀了亲兄弟，又逼父亲下台，他哪里遵守儒家道德了？他这话是对臣子说的，意思是咱不做个道德模范的样子出来，咱国家就完蛋啦。
　　日期：2012-07-13 1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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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章结尾我们问，中国的帝王们为什么不喜欢利用宗教来统治呢？

　　道理很简单：没法避免地方独立。
　　宗教支持世俗权力的方式，是由一个深受信徒崇拜的教主向人们宣布：某某皇帝是天命所归，是我们的神祗赐予他权力的。
　　也就是说，在政教合一体系里，百姓崇拜的是教主。而帝王通过教主的承认，把百姓的崇拜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把权力寄托在另一个活人身上，这怎么能让皇帝们放心呢？教主要是不听话、做出了失去民心的行为、被敌对势力俘虏、死亡，都会让这个体系变得不稳定。最可怕的是，神迹可以伪造。要是地方势力扶植新的教主该怎么办？
　　这和我们前面说的，地方势力诱惑百姓效忠的例子是一样的。古代通讯不发达，对百姓来说，近水楼台的地方神棍可比远在首都的官方教主有吸引力多了啊。

　　宗教还有其他坏处。
　　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不鼓励百姓生产。宗教信的是神，神比皇帝大，教徒没有给政府奉献的义务。因此宗教信徒越多，国家可用的劳动力和兵役就越少，庙宇还要占据大量的房舍、田产，宗教仪式要花费大量的钱财。统治者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国力被这么消耗。在中国的历史中，有数次统治者打击佛教的事件，其动机之一，都是因为过多的信徒影响了帝国的经济。

　　日期：2012-07-13 10: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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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这些，我们才能回到上一章的末尾，去看那个刚刚统治了中国的游牧民族领袖石勒。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处于一个很“可怜”的境地。
　　他作为游牧民族，不知道该怎么统治这个方圆广大，以农耕为主的中国大地。
　　赋税系统好解决，直接挪用晋帝国原先的系统就行。石勒很快就这么做了。他本人虽然残暴嗜杀，但是在建立政权以后，对汉族文人非常尊敬，朝廷大臣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汉人文官。

　　但是该怎么解决百姓向他效忠的问题呢？
　　他也试图像其他汉族帝王那样，继承现成的、最好用的“礼”系统。
　　石勒比汉人厉害得多，他杀得汉人望风而逃，可为他什么建立政权的时候还要模仿汉人起国号呢？起国号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起一个中国战国时代的国号“赵”呢？石勒的政权是从他的匈奴领袖手中夺来。而这个匈奴领袖的国号就更逗了，先称“汉”，后又改成“赵”，似乎是在各种汉人的国号中挑挑拣拣，犹豫不决。
　　这些少数民族语言都不是汉语，汉人的国号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他们是想把自己纳入到汉人的“礼”系统中，表示自己服从儒家道德，以换来民众的支持。

　　但是，石勒是少数民族，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儒家明确说“华夷之别”，说少数民族“披发左衽”，根本不算文明人。在使用“礼”系统的时候，少数民族帝王天生就吃了亏。
　　我们在上一章末尾说，石勒在称帝之前，因为在中国儒家经典中找不到少数民族在中原称帝的前例而犹豫不决。
　　如果没有这一章的解释，我们会觉得石勒一个奴隶出身的武夫，却因为儒家道德而畏惧不称帝，这是太不合理了。我们现在明白，石勒担心的是自己身为少数民族，不能继承礼教这套管理系统，就算称帝也对统治没什么用处。
　　更让石勒担心的，是席卷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并不是只有一家。石勒是羯族，此外还有匈奴、羌族等等多个民族。这些民族共同效忠于石勒，是后赵帝国军事的中坚力量，但他们以部落为单位团结在一起，不接受儒家的道德规范，礼教对他们全然无用。
　　儒家道德无法使用，石勒只能使用宗教了。
　　石勒重用僧人佛图澄的那年，正好是他刚打算要在中国北方长久统治的时候。
　　这在时间上应该不是巧合。当石勒开始以统治者的身份思考帝国的未来时，他发现佛教正是他最需要的：

　　无论汉人还是少数民族，是人就都怕死，因而只有在宗教上，游牧民族才能和汉人找到共通点。
　　日期：2012-07-13 10: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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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佛教本来就是外国宗教，不像儒家那样歧视少数民族。
　　佛图澄被石氏政权重用了二十多年后，后赵帝国朝廷关于是否继续支持佛教展开了一场争论。

　　此时帝国已经重用汉人文官多年，因此首先发言的是两位汉人官员。他们反对朝廷支持佛教，说：“佛出西域，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意思是：佛是外国神，中国人不应该信奉。
　　说这话不算犯错。为了继承中原的礼教制度，后赵帝国已经推崇儒家道德多年，所以这里虽然是羯族皇帝的朝廷，但是两位汉人文官却可以大谈“咱们中国如何如何”，这不算犯错误。
　　但是这两位说得太兴奋，接着就说：“华戎制异，……外不同内，……不宜杂错。”——意思是：中华和少数民族制度不一样，不应该胡乱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