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一场争论的结果是沮授败北，郭图等完胜，其原因不外乎是郭图、审配之言句句中耳，袁绍本就先见在持。他人略有不知的却是，这次争论的基点并不在战争本身，而在所谓的朋党之争。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从来是一个朋党斗争的历史，大党大争，小党小争，无论是高层次，低层次的，君子式的，小人式的，各种利益集团争来争去争的都是一个权力。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拜权第一，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这一无法逾越的历史鸿沟，及汝颖士人在袁氏集团中所占的地位，必决定了争斗的不可避免，袁绍倾向的不可改变，从而也必决定了沮授等人的败北的不可避免，官渡之战走向的不可改变。

　　早在汉末党禁开放前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开始了对汝颖士人的辟命，袁氏在多年的发展中遂与汝颍士人结下了深厚的关系，从而使袁氏的继承者袁绍对汝颖士人产生了很深的依赖。
　　汝颖士人在袁氏集团中占主导地位，而河北士人沮授在某个阶段居然位列首席，这就是郭图等人凡事必以非之，总要设法打倒沮授的原因。
　　郭图是颍川人，袁氏集团中汝颖士人的主脑，此人心胸狭窄，见识浅薄，专于争权夺利，他在这次战争中极力主战，却又是破坏这场战争的主因之一。他将战争与政争完全混为一谈了。
　　审配却是河北人士，这个人在起初或有依附汝颍集团的倾向，但与郭图不可一概而论。他是真正被见识所害，他最后到底忠死于袁绍，但是他忠且忠矣，在最后的党争中仍扮演了一个极为突出的角色。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场争论最终终于发展到了对沮授的制裁。袁绍无自知之能，他自然不能听从沮授的劝谏，他没有那份见识不能听从倒还罢了，却反而因此对沮授产生了嫌恶、猜忌，所以长于政争，极善于察言观色的郭图就趁机给沮授上了眼药。
　　郭图说：“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此言一出，袁绍当即将沮授之军一分为三，分别交给了沮授、郭图、淳于琼三人。

　　三权并重，郭图、淳于琼都不足以独当大任，袁绍由此先埋下祸根。
　　当时崔琰也在袁绍帐下任职骑都尉，他也曾劝说袁绍说：“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可攻也。”他这样的话袁绍当然也不会放在心上。
　　袁绍一再暴露出自己的狭隘浅薄，无怪乎当袁绍进攻的消息传来，许都一片惊惧时，曹公会信心十足地对部下这样说道：“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壹，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曹公与袁绍交往多年，他当然深知此人，他这话远非仅为鼓励将士。曹公所言不久就一一得到印证。
　　日期：2012-06-16 07:50:40
　　十八 从官渡到赤壁 （4）
　　官渡之战主要由三个战役组成，一曰白马解围，二曰延津南之战，三曰官渡之战，前二战有人认为是官渡之战的序幕之战，但我认为略有不妥，因为袁曹战争的序幕早在白马之前就已经展开。
　　那一场序幕之战至为关键，曹公正是因为它才得以消除后顾之忧，一心只对袁绍的。

　　只要说到官渡之战，就不能不想到郭嘉的十胜十败之论，想到汝颖那些奇士的美妙身姿。三国既然以魏国作为轴心，作为主线在发展，就不得不承认汝颖那些士人在其中所占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其时袁曹之争几乎可以说成是中原汝颖士人之间的搏杀，那些高绝的汝颍士人何以就能在那么早的时候显示出如此卓越的见识呢？
　　袁绍曾一度作为天下首望而吸引了天下无数士人，其家族得门生故吏及世代通婚之便，本足以使汝颍士人与其共相兴衰，然而汝颍士人竟就能在这种情况下自主选择了曹公，有些人的选择甚至还在曹公籍籍无名之时，草创之时，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自主选择曹公的那些人无疑更是汝颍士人中的精英，袁曹中汝颖士人的对决乃成为袁曹成败的关键，这一点也是再不能忽视的。
　　这其中有几个事例最能证明汝颍士人的奇异之处。
　　一，当曹公还在籍籍无名之时，那许劭就对他发出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感叹；

　　二，汝颖党人首领李膺之子李瓒，本与袁绍有姻亲之谊，但他临死之际，却留下遗嘱，命儿子们投靠当时看上去并无前途的曹公。“膺子瓒，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后汉书?李膺传》中所录的这段话道出的就是此事；

　　三，荀彧因颍川为四战之地，故而带领宗族避难于冀州，然而当他来到冀州之时，冀州已为袁绍所得。袁绍待荀彧以上宾之礼，可是荀彧与袁绍经过一番答问之后，“度绍终不能成大事”，遂于初平二年，去绍从曹；
　　四，“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初，北见袁绍，谓绍谋臣辛评、郭图曰：‘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於是遂去之。”
　　??????
　　郭嘉之言已基本能道出原因，可见智士们最看重的是人主本身的心胸能力。乱世之中，英雄们在寻找辅助，士人们也在寻找依托，汝颍士人的分化正是因此促成。
　　“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郭嘉明确、明智的政治选择终于使他功成名就，而曹公也因为乱世之中这种双向选择的灵活性而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郭嘉的十胜十败论就是在投靠曹公之初发表的，这确为一篇宏论，然而由于郭嘉的光芒太盛，人们倒忽略了荀彧最初发表的那个四胜论，荀彧的四胜论其实发表在郭嘉之前，郭嘉的十胜十败论其实也并没有超出荀彧的范围。
　　荀彧的四胜论是这样说的：“绍貌外宽而年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已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荀彧郭嘉对敌我双方精到的分析从而成为后来袁曹决战的基础。

　　曹公的确是靠了他的四胜，乃至十胜战败袁绍的，那么他到底是如何利用他这些“胜”去化劣为优，具体应对的呢？当其时，曹公的这些“胜”都还远未使他达到天下第一的地步，他虽然有了这些“胜”，可到底还是地盘没袁绍大，兵力没袁绍多，文臣武将没袁绍强，粮草辎重也不足以与袁绍相比，他的“胜”总得有一定的资本可依才行。

　　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有了那样的百胜千胜，他当然也没法在一马平川的旷野里独立应对四围之敌。
　　曹公当然没那么势单力薄，可是相比之下他的施展余地似乎也太过于狭窄了啊，如果当初袁绍能意识到这一点，不给他机会，恐怕官渡之战的结果仍是难料。
　　可是袁绍偏偏就是那么愚蠢，他偏偏要使郭嘉荀彧的那个胜败之论成为绝对，使战争的另一决定因素“武力”变得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