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修正可不能算作是合理修正。
　　沮授当初的话里有一句“迎大驾於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由这句话可知，沮授的见识并不比曹公的那些著名谋臣低，他甚至早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制定为袁绍必须的策略了。
　　这个策略的意义和作用自不必说，它甚至比其它的任何策略都要大，但是袁绍最后要忽视的偏偏就是它。翅膀越来越硬的袁绍心里早没有什么汉朝，什么大汉天子了，所以袁绍便认为这个策略已经不需要了。“复宗庙於洛邑”只是做给天下人看的，“号令天下，以讨未复”才是实际，这个道理袁绍或许也非常明白，可是他一旦想到自己要弄个婆婆在上供养起来，便觉得浑身不自在。

　　还是郭图说得好啊，汉室都到这个地步了，要想振兴谈何容易！秦失其鹿，群雄并起之时，自然是谁有能力谁得天下。弄个天子来干什么？就为了不管弄个什么事都必得先通知他，一侍候不好就算是抗旨不遵吗？这计策真不能算好。
　　谁有本事谁得天下，这说明袁绍是喜欢凭本事吃饭的，看不起小动作。不愿侍候人，则说明袁绍天生是个大爷，即使为了再长远再宏大的目标，也不愿低头。哪怕这个人是皇帝也不行。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却还在这皇帝不是以前那皇帝了，这袁绍也不是以前那袁绍了。
　　而袁绍明知是计，却还怕事事要请示皇帝，为他掣肘的表现，则说明袁绍很诚实，也不够狠，于是乎既喜欢凭本事吃饭，又是大爷身子，还挺诚实的袁绍就告诉沮授，说他不打算西迎献帝了，这个策略决定不用了。
　　西迎献帝既是道义之举，也是大计所需，不早作筹划，抓紧行动，必有人捷足先登，到时悔之晚矣，这是沮授最后相劝袁绍的话。
　　过于短视狭窄的袁绍到底把机会让给了曹公，那个曾经被袁绍看不起的曹孟德竟就靠献帝这张王牌而变得神秘神奇起来。袁绍到这时却才发现，天下人，包括献帝和自己在内，在一夜之间竟都成了他曹孟德手中的棋子了，这一发现使袁绍不禁火冒三丈，却也后悔不迭。
　　袁绍本来是最有机会先将献帝抓在手中的，但他那时候没觉得这机会有多了不起，他从中看到的全是不利于他的东西。有机会而不知珍惜，而当机会失去之后，自己处处被动之时又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这是袁绍的又一大特点。

　　有些人生来喜欢后悔，喜欢抱怨，喜欢靠不断地补救过日子，总慢人一拍，这实在没办法。
　　袁曹二人在200年左右都基本完成了自己最初的勾画，拥有了自己雄厚的基础，他们一南一北的对峙局面既然已经形成，那么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双方的野心及各自形势发展的需要构成了官渡之战的两大要件，而无法忍受曹公借助献帝号令天下，指手画脚的嚣张气焰，不甘屈居其下，则是袁本初发起战争的单方面原因。
　　可喜可贺，袁本初这一次很主动，他做了攻方，但是他是不是从此就能比人快上一拍，并善始善终了呢？恐怕不行。袁曹之间的斗争其实从如何对待献帝的问题上就已经开始，他们的格致高低早已一目了然。
　　日期：2012-06-15 09:47:52
　　十七从官渡到赤壁 （3）

　　199年，在袁绍酝酿攻曹之战之前，袁营里有一个小插曲，很能说明袁某人的野心和性情。
　　灭掉公孙瓒，取得幽州，是袁绍一生事业的巅峰，本有霸王之志的袁绍因此更加顾盼自雄，不肯将朝廷放在眼里了。“袁绍既克公孙瓒，心益骄，贡御稀简”，即是袁绍当时心态的最好证明。
　　当其时，袁绍的主薄耿包看出了门道，于是他赶紧秘密献计于袁绍，要他顺天应民，即位称帝，此人打算以劝进做袁氏的第一功臣。
　　袁绍对这样的事当然很起劲，他马上召集所有的官员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这一议题。袁绍本意在试探、提醒大家，以期掀起更大的劝进浪潮，然而事与愿违，耿包在大会上遭到全面围攻，大家一致认为耿包大逆不道，应该斩首。
　　这家伙是该斩首，这根本还不到袁绍称帝的时候嘛。时候不到，有些话就万不能说，大家就仍需要保持一个冰清玉洁的形象，你耿包怎么连这点事都不懂呢？那么多大头都在察看风势呢，一旦时机到了，这事还轮到你先出头？这事要是让你抢了先去，那还了得？
　　部下们的激烈反应兜头给了袁绍一缸冷水，众意难违，袁绍为了证明自己无称帝之意，只好将耿包处死了。然而袁绍若果无称帝之意，他根本就无需召开这个会议，他如果真对大汉忠心耿耿，在第一时间就该对耿包还以颜色，所以他的表现只能是欲盖弥彰。
　　经常头脑发热，最易受人左右，这是袁绍的第N个特点，很显然，在这样的一个主子手下做事你首先要时时做好被否定，被出卖的准备，恐怕最聪明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将他炒掉。

　　你既然总要说话，总想做事，除此而外也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所以我们古人对“择主而从”这件事看得无比重要。可惜沮授等人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迂腐。
　　攻曹之战的讨论也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开始的，其论点首先在打与不打之间展开，据我分析，袁营中就打与不打讨论得最为热火朝天，而于如何去打，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充分，这恐怕也是袁军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以后事来看，至少，袁军是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坚定贯彻自己最初的作战方针的，他们几乎自始至终都在被人牵着鼻子走。没有主动性的战争再怎么说也不能算是有计划的。
　　袁军中主战的是袁绍、郭图、审配那些人，他们占了首位，占了大多数，而不主战的（也非主和），主要是沮授等人。
　　沮授史称“少有大志，善于谋略”，他当得此言，此人反战的主要理由是：“近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颇有远见的策略，即“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

　　先在道义上站住脚，然后积蓄力量，缓缓图之，这是沮授的主要观点，然而当时的袁军包括袁绍在内都已骄傲自大，完全不将曹军放在眼里，他们根本不承认有打一场持久战的必要。
　　由郭图、审配对沮授的反驳，足可见到袁军狂妄到了何种地步。他们说的是：“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尔！”
　　联想到袁绍发兵之初曹营整个震恐的情形，也难怪袁军会如此骄傲轻敌了，因此这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就越发显得沮授卓尔不群。
　　沮授当初仍曾据理力争，他说：“夫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而受攻者也。今弃万安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
　　沮授且去惧去，郭图、审配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再次反驳：“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以公今日之强，将士思奋，不及时以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灭也。临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几之变也。”将士果思奋乎？吴越之争果相同乎？郭图真“见时知几”之辈乎？这却难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