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傅,我抽惯了红塔山,这包中华就给你吧。”
“那怎么行?是你的,说好一人一包的嘛。”刘师傅把烟又推回给我。
我再给他递过去,这次他不再推辞,笑纳了。
何主任,终究还是没有给我们安排一线员工进行采访,理由是“工地上太忙了,哪里都不能缺人。”我和周晓清虽然很不满意,但是也无可奈何。
坐在回程的车上,我扭头问周晓清:“感觉采访不够扎实,会不会有问题?估计张经理要发火了。”
“兄弟,管不着那么多了,让她来采访,也好不到哪里去!哪个分公司不是想表功绩、展雄心,难道会非常配合咱们的工作啊?”
“嗯。”
回到神龙集团,很快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香港环境署副署长一行下午要来神龙集团开会,我负责接待、采访和拍照。虽然只接触了短短的几十分钟,但还是发现了香港公务员跟大陆公务员之间的巨大差别:
1、香港环境署的职员没有统一着装,但是相当的隆重、规范和正式。无论是发型,还是领带、皮鞋和眼镜等,都是很有条理、干净得体。
2、香港环境署的职员相当有风度。我只是神龙集团里一名最普通的职员,而对方是署长、首席主任等级别的中高层领导。当我在办公室微笑地等待他们到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进门的时候都是向我微微鞠躬的,而且这不是机械的、伪善的,而是相当真诚的一种姿态。
3、香港环境署的职员对“合作方”的态度也是毕恭毕敬的。我们是一个企业,他们是一个官方机构,按照内地的做法,无论企业多大多强,表面上的姿态还是要比官方机构低点。然而,在递名片、就座和握手的一刹那,香港环境署的职员所体现出来的风度,让我感觉他们才真正像是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
4、香港环境署的职员很节约、也不贪财。在接待桌上,我们准备了很好的笔记本、签字笔,但后来发现: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使用了我们提供的纸和笔,都从自己公文包拿出携带的工具开始工作。此次来的副署长,手中握的是一支价值两元的黑色签字笔,而且笔里的墨水已经只剩下十分之一了。
……
据张经理的介绍,自从香港大财团入股神龙集团一些分公司以来,香港很多官方机构跟神龙集团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有时觉得他们很怪,从来不接受我们集团的各种应酬。记忆很深的一次,一天开会开到傍晚6点了,留他们吃饭,他们却跑到包子店买了十几个包子,上车回香港了。”张经理对这个有点困惑。
然而,只要熟悉一下香港廉政公署公布的法规条令,你可能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了。吃喝送请,都是香港那边明令禁止的行为。
注意一下神龙集团中出现的“港资”和“香港人”,还会发现有很多不一样。
比方说神龙集团东海分公司,第一期工程已经建成投产,在运用了最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前提下,一期工程的建设成本还是节约了大概10%;而正在进行的二期工程,从安全角度看,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更值得称赞的是:二期工程从动工起就引入了ISO9001:2000、ISO1400和OHSAS18001等三大国际标准体系,力求工程各方面都能达到最优状态。
香港大财团在神龙集团东海分公司投入了数十亿元,占有的股份是49%。一个工程有几百人施工,但是港方派驻工地的人,仅仅是9人——分别驻守在财务部、工程部、战略部等几大要害部门,占据着正职或者副职的职位。我们在东海分公司的时候,何主任向我们埋怨道:“这帮香港佬,真他妈的不要命,一天工作20小时好像也不累,常常凌晨2、3点打电话跟我们索要、复核数据,和他们一起做事每天都是疲惫万分,我们都快得焦虑症了。”
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神龙集团的高层领导曾经这样评价这种“联合控股”模式:“与香港方面的合作,事实上极大地提升了神龙集团的管理水平和管理绩效。从更深层次来说,也优化了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
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产权应该更趋多元化,适度地向民间资本开放,而不是一股独大……这些是我在2004年尚未毕业的时候,曾在北京的《新京报》上阐述过的观点。当时,这种观点还是停留在理论思索、推理的层面,而现在,我可以很自信地说,终于亲眼目睹了产权改革、体制改革给国企带来了效益,真知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
然而,还有一些不得不重视的问题是:像香港大财团A这样有实力、有背景的参股方,在中国大地上也找不出几个,那是不是意味着国企的改制步伐将会相当缓慢?
如果再延伸得远一些,我有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中国居民的储蓄额已经超过了万亿元,民间的大量“热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能不能让这些钱集腋成裘,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参股到国有企业中去?
事实上,当时上市的国有企业也有不少,但是最大的弊端在于:真正的控股方都是国有资本,民间资本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比如说神龙集团的上市股票,北京某同类集团就持股20%多……一个国企对另一个国企持股,在国企所有者普遍缺位的中国,实在难于把它们给事实上的“股权分置”联系起来。
而以个人参股方式的力量又明显太薄弱了,想借此对国企进行监督、管理基本上是扯淡。
追根溯源,国企的问题集中在:国企是谁的企业?该怎么让国企股权多元化?进而实现国企的管理优化和绩效提升?……
关于基建的专题策划进入了写作阶段,东海分公司的何主任,三番五次打电话给张经理:“稿子写出来以后,一定要在出刊前送一份给他们看看。”
我们在撰写的过程中,发现了好多问题,譬如说如何把很多貌似不一样、实质上还是在自吹自擂或者无感而发的东西,变得“真的不一样”,能够把这期杂志顺利出刊,是我和周晓清他们最大的愿望。
姚正胜做的封面设计,被枪毙了三次,他郁闷得实在不行,在办公室里不断嘟哝,甚至破口大骂——这也怪不得他,辛辛苦苦花了好多天做出来的劳动成果,被一句“不行”就打发掉了,没有其它理由和建议。他只能绞尽脑汁,再弄出三个方案来。
周晓清不停地梳头,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也差不多。两个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2万多字磨蹭出,送到张经理那里。
没过20分钟,MSN就闪烁了,张经理把我们拉到一起对话。
“你们这期怎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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