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听完了都有毛骨耸然的感觉，赶紧把这碟倒垃圾桶里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俺对革命的厌倦与厌烦，就是从听到这个故事开始的。
　　——不论是谁，在革命的狂潮中，性命都如草芥，命运都如飘萍，都今日不知明日事。咱们“天地钟秀”的身体，随波逐流也就罢了，还被黄蟮蚕食，算个什么事呵？

　　但咱不想革命，就得学会创富，就得学会建设。
　　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其作品集《撒哈拉沙漠》中，有一篇很隽永的文章，叫《白手兴家》，咱们在这篇中可以看体会到作者因劳动创业而获得的那种“女皇式的满足感”。
　　事实上，这种因劳动创业和创富成功而带来的满足，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情感。
　　哪怕“爱情”被传为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却会因“奥塞罗情结”带来的嫉妒、怀疑而变味异化；这种因创业和创富而带来的满足感却不会变质，只会把人类带往正直和诚实，会更加珍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不，《周易·坤卦》，干么要说咱劳动人民“直、方、大”？
　　这种“直、方、大”带来的情感享受是那样地强烈，以至于体验过一旦失去，人就迷失迷惘，就会痛不欲生。三毛也是因为如此，到最后就在马桶边结束了自已的生命。香港歌星张国荣飞身一跃，不是因为拍摄《异度空间》被鬼鬼缠上了身，而是这位凡事都力求完美的“香港哥哥”，对自身的创造创富能力产生了彻底的怀疑。
　　香港这座城市，充沛着“城市活力”，就是来源于这里的劳动人民那种“直、方、大”精神。而这种“直、方、大”精神，又受到了他们法制的精力保护。

　　俺曾经很不幸地走向了人生的虚华面，也就给自身的财富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只到在这座城市里学到了深夜3时还可以精力充沛地工作，学到了这种“直、方、大”的精神，俺才走出了因自身失误而带来的人生危局。
　　世界大文豪歌德，写过一部名著，叫《浮士德》。
　　浮士德是个博士，为了探求世上真知而要把自嘎的灵魂卖给魔鬼，让魔鬼的超能力带着自嘎满世界游荡历见。
　　还与魔鬼约好了接头暗号：只要他历见一项事物，说出“我满足了”这句话，就=把灵魂交到魔鬼的手上。
　　但他天上地下的一通行走，却没有一件令他内心获得真实的满足，包括最美好凄婉的爱情。
　　直到浮士德走到生命尽头前的那一刻，他突然听到了劳动的号子，他才悟到了最简单的生命真知：原来劳动创富，才是人类生生不息，不断从萧条走向繁荣，从洪荒走向文明的唯一途径。

　　于是，哲人浮士德说出了：“我满足了~！”
　　当魔鬼欣喜万分地要带走浮士德的灵魂时，上帝却介入了，理由是哲人浮士德因为体验了生命的真知，因此是个“直、方、大”的完美灵魂了，就把浮士德的灵魂带入了天堂。
　　气得魔鬼七窍生烟，却无可奈何。
　　——连上帝，也只垂青劳动创富者呵。
日期：2011-08-21　16:40:22

　　（接上节）

　　构建宏观经济体制也一样：
　　你是鼓励“创富”的，还是鼓励“寄生”的？
　　你是提倡“临渊羡鱼，退而结网”，还是提倡“临渊羡鱼，退而找把小刀子来抢”？
　　前者就会系统性地精心配置，照顾各方的利益，使真正创富者有利可图，有良好前景，真正实现“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公平公义。
　　如果是后者的话，则就让投机取巧者“分肥”，借手中私人权力对社会经济进行大箩砸死蟹，则宏观经济体制失衡。
　　宏观经济体制失衡，就会使社会经济“虚耗”和“虚营”，也就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成本问题”，最后必然要加重国民的税收负担。
　　由此，经济问题就会向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甚至国家体制蔓延，直至影响到发生“政权问题”。
　　不要说俺危言耸听，历史上这种事儿实在太多了。
　　所向披糜的拿破仑攻打沙俄失败，第一次沦为阶下囚，真正原因不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莫斯科郊外那场历史最大的暴风雪”，而是在打沙俄之前，拿破仑就已经处于一种“政治失利”的位置上。这种政治失利又是经济问题带来的——他所有部下抢来的财富太多太重了，多到重到他们只想享受这些财富，根本就不想去打仗。谁让他们去打仗，他们就恨谁。所以最先背叛拿破仑的，反倒是他最为信赖的内弟、元帅内伊。

　　——钱这事儿，最能鼓荡人心的，特别是在非正常途径得到的时候。
　　也不妨看看，那些贪官们谁会感激你体制的培养？谁会感谢你“赋予了权力”？他们只会归结于自身的“精明”。
　　反倒那些可怜巴巴5毛5毛赚的“网络评论员”，才对你体制有感情。虽然这些网评员明显没有受过“正规培训”，水平竟然没有一个上科级的，但却充分证实了以下创富规律：
　　——只有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赚来的钱才能成为“良币”，花得才踏实；那些凭权力获取的金钱，一定成为“劣币”，会走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面。
　　因此，当北宋的蔡京凭大箩砸死蟹搜刮来了无数金钱，还向宋徽宗汇报说：“府库里的钱多得花不完了。”次年，宋徽宗就被狼突而进的金兵逮了去；
　　因此，当明朝京城里的官员们彻底背弃了清寒的官制，改为疯狂敛财的时候，崇桢就再也阻止不了朱家天下的垮塌，自身也只好在煤山上寂寞地吊死。
　　因此，当宋美龄牛到把孙殿英从东陵盗来的慈禧口珠，堂而皇之地缀在自已的鞋上时，她老公全面败退台湾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
　　概因中国儒家的权力权谋学，让私人权力喧嚣，而让公众公共权利淹没的时候，权力者权谋者无论用多大的功，也无论自视有多精明，最后都只能因压制社会创富和发展，而被历史证明是最愚蠢和最无能的。
　　思摸着欺负人的权力，因虚拟而虚幻。
　　只有创富，才滋润着民众与社会，才使国家真实地发展。

　　而由人们创富能力整巴起来的“经济学”，既不高尚也不低贱，很平实地渗透于人们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
　　对一个小型单位，比如人们的家庭，了解点经济学就可以让自嘎多收个三五斗。如果还能掌握经济学的全套技能，则比普通人更为富裕与繁盛也不是啥难事。
　　而对人类的“复杂巨系统”，比方说一个国家，则“窍门”、“要素”不过就那五个：军事、生产、科技与文化、经济、制度。都需要咱们持续不断地仔细观察，方能有对头的政策施为。
　　由此，咱们的思绪才能有条理，才能理性，才能智慧。

　　由此，咱们才能走出儒家的“自由心证”给咱们带来的混沌和混乱，因而失去对所有事物的操作能力和掌控能力。
　　——歌德和列宁都说过：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长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