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得与社会文化相吻合。咱们自古就很讲“人情味”的社会，一向就给科学科技研发提供了最好的“人性化归宿”。使得西汉中期那会，连副总理级别的官员都亲自带队搞“农耕科学科技——代田法”的研发的。
　　咱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国儒家走上政治舞台之前，咱们的社会就处于这种状态中，也就很理所当然成为了那时世界的“中央帝国”。
　　整得底子老厚的，就连儒家再怎么折腾，咱的经济惯性也能统共领先了世界十四个世纪。
　　是谁让咱们这个最智慧、最勤劳的古老文明沦落？
　　以至于出现了那个著名的“李约瑟设问”：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没有一项出自咱近代的中国？
　　咱们又如何走出这种沦落？
日期：2011-08-21　16: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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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儒家，就是这样不懂得创造创新价值，也就不懂得社会创富，因而把所有希望一古脑地寄托于乌托邦，一古脑地寄托于“圣人世界”，总算成就了“最腐朽、最落后的奴隶制统治”的大统。
　　也就把现实的世界，虚拟成了“权力”与“权谋”的世界。
　　最终，也就真实地压制了社会的价值创造与创新，也就压制了社会的创富活动。
　　随便举一个例子：
　　众所周知，咱们现在还未摆脱由政府主导的“投资经济”。但为什么国民却在这种“投资经济”中，太容易“享受”到豆腐渣工程了呢？
　　行内人都知道，就是因为那个“转包制”造成的。也就是说，有真实工艺技术也肯苦干的企业，往往招不来工程标；能招到标的，不是政府部门的“衍生公司”，就是政府部门的“铁哥们公司”。
　　“衍生公司”和“铁哥们公司”接到标后，又以“关系递进”，经过好几层倒手之后，还是不落到能够真实创造价值的公司上面，而是落到那些“胆生毛”，敢在国家标准之下运营的“包工队”上面。
　　——由此，由国民税收构成的“政府投资”，就形成了一大群不干活、不创造价值的“分肥利益集群”；真正干活的，却拿着最低廉的工资，干着最偷工减料的活。
　　也不是说啥，干这种最不需要创造力也最差的活，除了把心肠干黑干坏外，对谁（包括劳动者自身）又有啥好处？

　　不仅工程招标了，连城市的士也形成了庞大的“管理层”，是明摆着不让的士司机们自由创富的。老外那供着一辆的士有富余了，就可以供第二、第三辆的“创富机制”，在咱们这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此，咱们在体制构建中，发现了很典型的“寄生现象”。
　　最怕“寄生”也就罢了，寄生还牛逼起来，还说要“管”着劳动创富，则就有“寄生理论家”蹦出来，指着咱劳动创富的中小企业的鼻子骂：“黑心老板”、“血汗工厂”、“原罪”神马神马的~。
　　比方说咱们检索央视这几年的各类评论时，却未见这个仍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电视传媒，对“央企”有过任何的微言。哪怕是发生了渤海湾漏油这种波及二百多平方公里海面的重大事故，也只见CCTV狂踢合作方康菲公司的屁股，却对占51%股份的大股东中海油只字不提。
　　这与《世界新闻报》出了窃听丑闻，老板默多克父子就得接受英国国会质询的做法完全不同，咱们竟然是“刑不上央企”。
　　——不创富也就罢了；分肥寄生之余，竟然还处于一种完全免责的地位上。
　　这就叫“权力”，连话语也可以带上权力的，叫“话语权”！
　　咱们也就不知道既然CCTV敢带上“中央”这两个字，实质究竟是代表公众利益说话，还是仅代表少数权贵说话？（这种语式也不是官员才可用的，咱公民更可以用这种语式说话。）
　　结果全面国进民退之余，行政成本也就异常高昂，并全面渗透到社会的日常消费之中——几乎每一种商品都带有这种行政成本，也就带来了咱们劳动创富者“拿着低工资，‘享受’高物价”的局面。
　　“权力腐败”也就达到最高丨潮丨，经济体制中竟然“情妇经济”异军突起。情妇们不仅享受高物质享受，还可以享受“权力分配”——哪怕郎咸平教授期期艾艾地为郭美美小姐开脱，怕也难掩这位小靓妞因为高物质享受和权力享受带来的轻狂吧？
　　这种情妇经济，哪怕出现几个因分赃不匀就“勇于揭发”的情妇，也把“体制”逼入了死角。
　　“体制”有两个基本效用：一是公平公义；二是效率。
　　连情妇们也当你体制没到，而敢公然轻狂地说出“你们真搞笑~”，咱还讲啥公平公义和效率？
　　而公平公义的被破坏，首先就是从私人权力讲究的“寄生”开始的。当社会的寄生关系将公众权利变为私人权力的同时（也就是咱们那句耳熟能详的话：“化公为私”了），对民众财富、社会财富、国家财富的侵夺——也就是对公众财富的侵夺，就开始了。
　　由此，咱们就看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维，所铺设的一条完整的社会行为链：
　　寄生——权力——社会与国家失衡。
　　当寄生太多，引发到社会与国家失衡这个份上，也就是社会病了。
　　社会就自然调动起“免疫系统”，要求拨乱反正，要求调整与改革。
　　中国传统的“士”，就是这类“白细胞”。在中华文明诞生起的头几千年，“士”就起到了这种“社会卫士”与“国家卫士”的作用——他们不惧强权，敢冒杀头的风险，只要社会与国家健康发展就行。
　　他们的名字，也许叫比干，也许叫魏征。
　　但是，当寄生还急不可耐起来，终于动用权力直指咱们社会自身的免疫系统时——比方说清朝时的“文字狱”，社会文化就会发生重大变异，就连读了俩书的人也往寄生那全面转化，开始用“歌功颂德”去谋取点残羹剩饭。
　　此时，社会创富就会转入“地下状态”，已不可能进入“再分配渠道”。
　　此时，哪怕是社会病到已到“高烧和狂乱的阶段”，还会有读书人说：“看看，这人面色红润、神采弈弈，经济好得很~，形势一派大好，没有小好，只有一派大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在一旁的专业人士医生们，在这种“总体结论”下，连上前医治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就连调整与改革的机会也就失去。
　　革命，也就爆发了。
日期：2011-08-21　16: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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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小时经历过国内的革命，也亲眼目睹了老外那的革命。
　　说句老实话，俺虽然不是“***”，但也着实厌倦厌烦了革命。
　　因为当革命最初的激情很快过去，就仍会面对过去所有问题。可是革命的破坏力，却使这些问题无法解决而有意忽略，“革命委员会”们只会用彻底高压、彻底暴力的手段，去维护“革命成果”。
　　俺曾经耳闻目睹过派性武斗的“成果”。

　　有一次一位曾参加过“青年抗洪突击队”的老友来俺家做客，俺的厨艺算是“高超级别”的，也就整了几味小菜与他喝酒。但他对俺色香味俱全的那道“火腩焖黄蟮”却始终不动筷子。在俺数问之下，他说了这么一段往事：
　　那年他上咱们的三水大坝抢险抗洪，就见数百具反绑着双手的尸首，随洪潮流经。最富人情味的广东抗洪人员千辛万苦地予以打捞。打捞起来一看，这些尸首的身体全是黄蟮钻的洞，每个洞里面都有一条黄蟮。
　　从此他再也不吃黄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