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最害怕的因素，这些因素大多数可以追溯到孩童时期，这些因素有的与职业的适应性有关，而大部分与职业成就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比如有的人特别害怕狗，但这对他们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某此特有的恐惧与焦虑，如社交恐惧，考试情境恐惧等等，则对工作和职业发展造成最为重大负面影响。

　　（2）恐惧感的积极价值
　　在恐惧这一神经质性维度上得分较高，对于职业的适应性而言，并不意味着只有消极的意义。恐惧本身具有明显的适应功能，它能够预报外部或来自内部的危险，提醒机体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预防或减少可能的伤害，恐惧感在一定条件下来会成为个体的有利因素，促使他完成履行某种工作职责，比如，恐惧感往往能够激发起较平常更多的责任意识或预先采取某种防范措施，某些总是保持高度警觉，因此看起来显得“神经质”的人，往往更能出色地完成逻辑思维不很复杂的任务。与此相对的是，那些总显得不慌不忙的人，却能够更好地处理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

　　金字塔其实只是人类对死亡恐惧的一种符号，而长城除了在当时有其一定的防御功能，后来也同样成为一个绵延万里的对异族恐惧的象征性符号。
　　恐惧还有助于人们面对意外和不确定性情境时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从而避免真正危险的发生。
　　适当的恐惧感，对健全的人格而言，无论如何是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信仰就是人类恐惧的产物，如果人是一种无所敬畏的动物，人类将陷入可怕的自负与自我中心，这样一种自我与自负的心灵，是无所安顿的心灵。
　　有一种人虽然习惯系统地对危险进行着夸大的评估，并进而很相信自己的评估，但这样的评估却反而没有增加他的恐惧感，而是增加了信心，他们会对自己进行这样的心理暗示：“情况到了最糟糕的地步也就是如此了”、“豁出去了！”
　　完全的无所畏惧可能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你的某种焦虑，是因考虑到可能在某一方面失职而产生，如果某种害怕，是来自对受到自己的良知或社会道德谴责，那么，在这样一片恐惧感的黑土上，长出的更可能只是尽责之花、成就之果。
　　（3）小林浩，还是范跑跑？

　　汶川大地震将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关于灾难的永恒记忆。灾难、死亡给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制造了等量的恐惧。因此，真正将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是一个人在这样的灾难中会如何面对、会做些什么。而一个人如何面对、会做些什么，更多地取决于他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特质水平、认知取向。
　　在这场空难中，有两个人，因为他们完全不同的表现，而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一个是九岁的孩子林浩小朋友，另一位是后来得了个“范跑跑”绰号的中学教师范美忠先生。
　　九岁的林浩是四川地震灾区汶川县映秀渔子溪小学的二年级学生，他的班级有31名学生，汶川里氏8.0级地震发生后，只有10名左右的学生逃生，而其中两名学生是林浩救出的。原来，小林浩在倒塌的校舍自救后，马上用弱小的身体将一名昏迷的同学背了出来。随后，他又重返已倒塌的校舍又背出来一名昏迷的同学，并被塌方砸伤了胳膊。

　　同样是5.12这一天，几乎在同一时刻，离震中最近的都江堰市的中学教师范美忠先生，当他觉察到地动山摇的时候，没有为学生喊一句“快跑”，就丢下班上的学生，自己独自一人狂奔而出。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年仅九岁的林浩作出了英雄的选择，怎样由衷地赞美这样的英雄行为都不为过，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在这里，我却只能局限在心理特质范围内讨论。在巨大的凶险中，每个人都会作出应激反应，我们前面说过了，这是上到高级动物下到阿米巴虫都会有的动物本能反应。但是，小林浩在成功地跑出来之后，选择了再跑回去救人！从目前所能获得的报道来看，这是由于他的责任意识。被问到为什么去救人时，林浩平静地说：“因为我是班长！如果其他同学都没有了，要你这个班长有什么用呢？”而从自神经系统的调节以实现对人的行为的控制而言，小林浩在那一过程中，起镇静作用的副交感神经占了上峰。责任意识加上镇静反应，使九岁的小林浩身上闪烁着感人的人性的光辉。

　　人的理智被恐惧感完全劫持的事实在是比比皆是，范美忠那一刻正是整个人被恐惧感完全劫持了的，将这种非常情况下的非常行为上升到道德高度予以强烈谴责，显然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其实，舆论普遍谴责范美忠，主要不是因为在“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时候他选择了逃跑而丢下学生，而是他事后将自己这一完全是动物性的行为，上升到什么“自由主义”理想的高度，洋洋得意地自吹自擂，将“在那样的时候我连母亲都会抛下不管”当作希望别人仿效的行为。因恐惧而失去责任担当在前（哪怕面对一个陌生人，在那样情境中，提醒他一声也是应该的吧？）。而事后，他洋洋自得的自我标榜，甚至要将这种行为作为典范而毫无愧怍来看，没有责任感在他所表现出来的极度神经质与极度恐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你在那一天那一刻，你认为你的表现会是小林浩，还是范跑跑？或某些不同于两者的表现？
　　（4）过分的恐惧感给人们带来什么？
　　恐惧、焦虑等等这些“心情”，参与了对那些光、声音、触的感受，而这样的感受是会扭曲、变形的。马斯洛1952年在对一组大学生进行过一次非正式的实验中发现，与较少安全感（less secure）的学生相比，那些更具安全感的学生更能准确地判断自己的教授，也就是说，更具有判断力的人，是那些更有安全感的人。这是因为，更有安全感的人，就比较少地被个人欲望、焦虑的影响，较少地受那些由于性格所决定的盲目乐观或者过分悲观倾向的左右。

　　显然，经验的事实也很容易证明马斯洛的这一结论，我们一般都会承认，一个人的负性情绪越少，他看问题就越容易从事实出发，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就比那些跟着情绪走的人强得多。“对现实的感觉上的优越性导致一般意义上的推理、感知真理、做出结论、符合逻辑地和高效地认识的优越能力。”（马斯洛）
　　冒险在大多时候有利于创新，而强烈的不安全感与强烈而保守的谨慎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
　　追求安全感在有些特定情境中，反而可能表现为对他人的伤害。在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某些战争中初上战场的士兵，由于让自己多一些安全感而胡乱的射杀无辜者。
　　在恐惧感维度上的高得分者，安全会成为他的一种价值观念。他们不仅自己会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日常生活中的防御工具、防御措施，而且会对亲友等不断提出关于安全性的忠告。我的一位朋友，如果他的亲友在旅途中，常常在收到对方已经安全抵达某地的信息，才能够安然入睡。
　　恐惧使人与人变得陌生，在组织中形成一种相互怀疑的氛围，对人的过分恐惧感不利于团队合作。恐惧感导致人们把人际关系看成是增加危险的一种方式，有的人甚至对那些令人向往的美妙的经历，比如陷入爱河，也深感恐惧，他们害怕由此带来的受伤害以及其它不可预测的危险。因此，过分的恐惧感降低了人们对社会关系、个人发展的期望值。任何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都同时意味着不确定性，人们为了安全感的满足，不得不放弃许多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因此，安全意识成为一种价值观念的人，更容易成为人们常说的所谓“没出息”的那种人。当满足安全感成为生活目的本身，他们一生都在克制自己的抱负、钳制自己的创新性尝试。

　　18世纪英国的文学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就说过，人应该“冒小风险得大机会”，但对于另一些生活在恐惧感中的人来说，谨慎成为他们的某种“本能”，一个人就会不断给自己颁布一条又一条的“禁令”，严禁自己涉足某些领域，这将禁令不但得到了自己严格的遵守，而且这些禁令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得到强化。避免危险和各种风险，成为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