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生死固然事大，但一个人生与死大抵都由不得自己，无所谓选择不选择。人这一辈子所能自主地做出的决策中，最重大却又是最容易后悔的，莫过于择业与择偶这两件事了。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并不难发现自己“与对方性格合不来”，从而结束恋爱关系，以避免没必要的悲剧发生；即使结了婚，仍然还有人因为“与对方性格合不来”而不得不分了手的。如果说择偶关乎一个人一生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那么，择业则关乎一个人一生中的事业质量和“生命价值指数”。

　　上面说过，大多数人在择业或考虑自己职业发展的时候，往往只是粗略估计一下这个职业能为自己带来多大的财富，或是能不能使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社会地位。在个性与职业的匹配问题上，许多人从来就处于如此瞽与盲的状态中，这实在是很可悲的。
　　天下地位之高、权力之大者，莫过于帝王吧？但是，当上了皇帝，居然也有实实在在算是入错了行的，他们坐上龙椅就注定了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入错行”主要不是指入了某个不景气的行业，而是指这个行业、这份工作不适合这个人，尤其是行业或岗位与这个人的性格“不兼容”、与其价值观以及兴趣等存在严重冲突。
　　晋怀帝司马炽先生是个高智商的人物，他老子晋惠帝司马衷先生对这位儿子的聪明能干颇为自豪，十分赏识，让他当了太子。可惜，这个高智商的太子，却既不爱江山，也没听说怎么个爱美人，而偏偏酷好做小本买卖。然而，侯门尚且深似海，皇宫岂是农贸市场？他的职业兴趣显然很难得到正常的发展，他要当卖猪肉的个体户或开办肉联厂的愿望无从实现。无奈之下，他只好将就着在宫中让人同他一起杀猪卖酒，久而久之，堂堂太子司马炽阁下，竟训练出可以用手来掂量猪肉的斤两而不差毫厘的惊人技能。这位天生的“个体户”司马炽先生无可奈何地当上皇帝之后，依然心系商贾，每天少不得在皇宫里杀猪卖肉酤酒的干活。没有真正的顾客，他便招呼群臣当他的顾客，假戏真做或真戏假做，不亦乐乎。至于他是否把顾客看作上帝，那就不得而知了。

　　明朝的天启皇帝，即明熹宗朱由校先生，也是个身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主儿。此不谋者，非不能也，盖不愿也！这位可敬的皇帝陛下却是个鲁班先生的崇拜者，他所痴迷眷念的，只是当木匠、盖房子，亲自操作斧锯刨凿。朱由校先生的木匠手艺确实不容小觑，那可不是一些皇帝到处题字的那种很业余的书法水准，而是技压群雄，让一般木匠打心眼里佩服，想不服都不行。

　　那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就跟中国明朝这位可敬的天启皇帝有同样的爱好，但卡特先生只是在退休之后才愿意充分发展自己的职业特长，当他在总统任上的时候，还是懂得要“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否则纳税人意见就大了。朱先生却是在皇帝的任上，一天到晚在皇宫里砰砰嘭嘭，挥汗如雨地干他的木匠活，对于上班这类事，基本上是置若罔闻，中央办公厅的人当然拿他一点法子也没有。当他干活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对朝中任何人都搞理发铺关门，不理你的头。历史上那位著名的太监魏忠贤，就是抓住这点，专门在他干木匠活的时候找他上奏。朱先生对魏先生实施的这种“扰皇政策”，历来就很不爽，每每赶苍蝇似的嘟嚷道：“知道知道啦，你们去办吧，去去去！”于是久而久之，天启皇帝大权旁落，愣是把大好江山治理得个乱七八糟，民不聊生。天启勉勉强强当了七年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兄弟朱由检，朱由检就是那位虽然勤政却最终还是把自己给吊死在景山上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

　　此类被视为有“怪癖”的皇帝，在其位不谋其政，却把自己的“业余爱好”的能力发展到比专家还专家的皇帝，中国历史上还并不少见。
　　比如唐朝李璟与李煜父子，两人都善填词，尤其是南唐后主李煜先生，更是被公认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一带宗师，那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了一千多年来妇孺皆能成诵的千古名句。可惜的是，作为帝王，李煜和他的父亲南唐中主李璟先生，一样的几无作为，最终成为亡国之君，死得相当难看。
　　宋微宗赵佶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堪称中国艺术史上公认的极品神品，但赵佶先生作为皇帝，却既不称职，也很罕见的苦命。靖康二年即公元1127年，宋钦宗和宋微宗本人及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居然被大金国给俘虏了去，另外还有皇室少女，妇女、宫女、官女、民女等共一万五千多人，都给运至大金国，大部分都做了妓女。皇帝居然做到了这份上，就不知是可悲还是可笑了。

　　俱往矣。
　　历史不可假设，那是因为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过去完成时的已然事实。但是，当我们思考这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候，却允许而且应该进行一些假设——假设是思考的一种方式，一种权利。假如上述几位具有明确职业兴趣、突出职业特长的帝王，幸运地并不出生在帝王之家，而仅仅只是出身在一个有条件使自己的职业兴趣和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的家庭，那将如何？显然，那将使中国历史上少了几位结局并不美妙的无能皇帝，而在当时的市井生活中，却多出了一位疱丁式的肉类食品专业户，多出了一位杰出的鲁班传人，而赵佶先生在中国艺术史上的传世珍品无疑将更为丰富，李氏父子在诗词创作的艺术成就上可能更高。

　　改变这些入错了行的皇帝的职业兴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会有什么样的职业兴趣，除了受到名、利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和牵引，从而自觉改变、自觉培养之外，从根子上说，还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对于不适合自己的工作，我们一般总是强调提升自己的素质、改变自己的性格、培养自己的兴趣等等。“人是社会动物”这一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固然是对的；人能够由于环境的原因而设法改变自己也不乏获得成功的例子。然而，这种改变毕竟是迫于条件限制，是人面对环境的一种策略性妥协，人的骨子里头的东西，决不会因为自己适应了条件和环境而改变。

　　上述的几位皇帝，改变他们兴趣的外在力量不可谓不强大，对世间绝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就当上皇帝这件事来说，便是何其幸运、何等美妙的事，一般人是一辈子连动一下这种念头都不敢的。当皇帝的吸引力，似乎大得足以使任何人改变任何其它不相干的兴趣，而去适应皇帝这个“职业”。然而，结果却是，他们不论是在时间分配上，还是在最终取得的“工作绩效”、“职业成就”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们的性格与兴趣。这几位不想当皇帝的皇帝，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即使不是万分痛苦，至少也是时刻感觉到无聊透顶的。

　　皇帝如此，而普通人的工作绩效、职业成就，更是如此。
　　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诗人曹植先生，是一位曾经想当皇帝、很可能成为皇帝，但确实不适合当皇帝、最终也并没有成为皇帝的历史名人，他就比上述几位皇帝幸运得多。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曹操、曹丕和曹植这“三曹”和“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他们风骨遒劲、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各位作家成就非凡，各领风骚，其中最负盛名者，莫过曹操之子曹植。曹植先生琴棋书画诗酒茶无一不精，不但是一个文采风流的大才子，而且是一位仪表不凡、很吸引女性眼球的大帅哥。当铜雀台建成时，曹操让几个儿子都来作赋，“植援笔立成”，一下子引起曹操的注意，因此“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或许大凡文采风流之辈，对才高八斗者，大抵都会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吧。曹操爱惜文才也算是个出了名的主儿，这从他网罗诸多文人学士于府中，以至于到大漠上去赎回蔡文姬等这些事上，我们都不难看出。因此，曹操先生一度尝言，曹植是他“儿中最可定大事者”。看来，作为魏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第一责任人”，曹操确实一度曾经颇有让这位既“生乎乱，长乎军”、又好斗鸡走马、宴饮无暇的第四子继承魏国“董事长”一职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