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经理是清华大学文丨革丨前的毕业生，在校期间一直做学生干部，集团公司在惠州的建设，浸透了总经理大量的心血。总工程师、老钱等主要管理人员，都是她过去的老同事，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来到了广东惠州这个小城。总经理是把这件事情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事业来做的，因此，她毫不犹疑地把自己的信誉作为“资本”投入到了集团公司。 我们在惠州的科技园，面积不大，但厂房、宿舍和食堂一应俱全。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工作在这个园区内。工作的时候在一起，下班后还是在一起，亲密无间、团结融洽、共同奋斗。出现问题后，有工作纪律，还有思想工作。病了有人嘘寒问暖，加班食堂提供专餐，甚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也有人关心。 这里的一切与我成长的环境和习惯的文化如此相似，我刚一到惠州，便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且惠州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城，也处处流露出温暖的生活气息。

　　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几乎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员工。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对我们未来的成长道路也给了很多建议。我被电击的时候，总经理正在上海，得到消息后，要我必须到医院检查一下。她也让我有幸结识了我们的学长—南方某大学原校领导罗老师。 正是集团公司的领导们为我创造了一个环境，帮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初步学会了从产品研发到能够稳定生产，并且走向市场这一完整过程的管理。这一完整的经验，成为我日后非常宝贵的财富。如果是在大公司，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学到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经验。

　　包括我之所以能够到美国与TRW一起工作半年，主要是得益于我们的总经理拿到的一笔贷款。就公司当时的财务状况，靠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支撑这样的国际合作。总经理一直非常重视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与国外大公司进行交流合作，从而迅速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对于总经理和总工程师，我永远怀有不尽的感激。 我们部门都是年轻的技术人员，基本是单身俱乐部。在这种充满了亲情的氛围影响下，为了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我平均每两周自己出钱请大家出去唱一次卡拉OK。好在惠州是一个小城市，消费低，这笔费用不是太大的负担。 谭自强后来不常在惠州。有一次他从北京过来，大家出去吃饭唱歌，结果晚上一点钟左右才回来。我刚回到寝室后不久，他们急忙找我，说谭自强酒喝得太多，不行了！我赶到他的寝室，他已经不省人事，我急忙背他下楼。在我的背上他开始呕吐不止，四肢像毫无生命力的口袋一样晃来晃去。这一晚上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一直在医院陪他，幸好第二天他清醒过来，没有出问题。甄宏也喝多了，第二天忘记了前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杨海平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我讲：“谢耘，我们没有音响听，又没有钱，你给我们买一台吧，听够了一定还给你。”“想要多少钱的？”我问道。“3000元就够了。”在去机场前往美国出差之前，我给他留了3000元。 公司办公室主任比我大几岁，我们称她为黄姐。她和丈夫两人，也是跟着总经理一起过来的。在我第二次要去美国时，临走前她和我一起去深圳，在佐丹奴专卖店里，她替我挑了几件衣服。“你是博士，不能总穿得‘破破烂烂’的，要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才对。”这是我第一次买有牌子的衣服。在帮我出主意找个什么样的太太时，她说：“谢耘，你应该找一个有钱的太太。”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事业上，不应该操心去赚钱养家。” 大家陶醉于这种充满了亲情的管理文化和氛围之中，许多利益上、工作上的矛盾和冲突，被大家之间的亲情给消融了。 但是，这种富于亲情的管理并不符合企业本质和市场规则，在企业发展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便被经济法则无情地摧毁了。

　　日期：2006-4-24　09:12:40
　　【连载五】 “资本家”式的管理
　　公司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回报，压力便随之不断地加大，内部矛盾也开始显现，亲情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总经理和张云峰之间的信任也出现裂痕，双方在资金使用等问题上，出现原则性分歧。
　　1995年8月，张云峰总裁决定撤销总经理的职务，请来他中学的同学，某著名IT公司在深圳的副总经理柳志雄出任惠州的集团公司总经理。当时，那家IT公司正遭遇由于计算机芯片大幅降价而带来的巨额亏损的灾难。
　　柳志雄的到来，对于前任总经理以及跟随她过来的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前任总经理个人。不仅因为这支骨干队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才加入我们公司的，而且中投保高额的贷款也是她争取到的。这里面有太多的她个人的信誉和感情，曾经寄予了她自己后半生的理想。 柳志雄从深圳的公司带来了几个高层生产管理人员，公司面临巨大的震荡，议论和传言四起。柳志雄和原来主要的管理人员分别谈话，管理层的工资也做了上调，公司管理的风格变得与以前大相径庭，明显地体现出纪律、规范、赏罚分明等刚性的特征。

　　管理层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工资的上涨而对柳志雄有什么感激之情。两拨人之间的不信任看不出改进的迹象，特别是生产管理人员，原有的人和新来的人存在必然的冲突。当时，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柳志雄“香港式”的“老板”管理方式。这种管理，与大多数人的信念和习惯相去甚远，大家不自觉地将其与“资本家”、“剥削”、“压榨”等这些我们曾经从书本上学到的，只存在于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是因为我不是前任总经理带过来的人，没有太大的感情冲突；或许是因为在亲情管理下，我也不自觉地承担了过多的工作以外的情感负担，已经感到身心疲惫，精神上有些不堪重负；或许是因为我毕竟在国外有过一些经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行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或许因为我是管技术的，而柳志雄等人都不是技术出身，双方的互补性较强；或许还有一些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原因。我和柳志雄的配合，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大的矛盾。后来，只要与技术有关的事情，没办法时柳志雄都让他们来找我，包括给客户作售前演示等，而每次我基本都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柳志雄等对我逐步建立了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柳志雄及他带过来的其他管理人员，建立了较好的工作关系，尽管没有像我和前任总经理及总工程师的关系那样亲近。我从新的管理团队身上也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柳志雄不仅带来了严格的管理方式，而且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经常要很费心思地去琢磨员工的思想活动，也不刻意去和员工建立个人的关系。尽管和柳志雄一起共事的时间很短，但是他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与我自己成长的文化环境所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缺少人情味”但却比较理性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管理模式。 许克明是跟柳志雄一起从深圳过来做采购经理的，我不仅和他学了很多采购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