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件事上，如你陈述的情况是真实的，你确实挺冤的。但法庭上讲究的是证据规则，从现有证据看，案件对你较为不利。虽然郭强跑了，但如果法院认定借条是真实的，且发生在你和郭强婚姻关系期间，根据现在的司法实践，法院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出发，很可能就认定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你和郭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现在郭强跑路了，熊亮其实就是在向你要钱。”

　　李梅问：“这些借款我真的一丁点都不知道，而且我们的离婚协议里写明各自的债权债务由各自负责处理，与对方无涉。难道这些都没用吗？”
　　我说：“老百姓之间的小额借贷，都是现金往来，而且一般也是手写借条，谁借谁签名。出借人一般不会要求夫妻在借条上共同署名。虽然我们可以在法庭上据实陈述不知情，借条上没有你的署名，但法院从常理出发，没有在借条上署名并不能证明你不知情，而且知不知情并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构成与否的必要条件。至于离婚协议，其内容只能对你和郭强有法律效力，对其他人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李梅急了：“那怎么办呢，难道我要为郭强的不知道有多少的高利贷背一辈子吗？”
　　我说：“你先别着急，我把资料研究一下，再想想对策。”随后我简单交待李梅在后天开庭时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况，尽量能通过自身的不幸遭遇来感染法庭，希望在情理上多挣点分。法律并不是不容情理。这也是在案件对己不利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第二天，办好委托手续，我和李梅就坐车到了S市。在宾馆，我连夜拟好代理思路，确定发问问题，把整个庭审可能出现的情况梳理一遍，准备好应对措施。
　　第三天一早，我和李梅就赶到S市法院。让当事人提前熟悉法庭环境，能够稍稍缓解她的紧张情绪。老百姓不像律师，一辈子打不了几个官司，很多人从没到司法机关去过，本能的有畏惧心理。
　　承办法官，较为年轻，属于“学院派”出身。案子开庭前，先是有几个律师找这个承办法官办理撤诉手续。他们也是代理“债主”告郭强和李梅的，但“借条”的落款时间在离婚时间之后。既然“债务”产成在离婚之后，则当然为郭强的个人债务，与李梅无关。故经法院释明，都撤诉了。
　　很显然，“债主”都是冲着告李梅来的。既然李梅抓不住，光告郭强就没有意义，告赢了，找不到郭强，也执行不了，还要平添诉讼费，得不偿失。
　　办好撤诉手续，法官就准备开庭审理熊亮诉郭强、李梅的借贷纠纷案。可能受前面几个撤诉案件的影响，法官开庭前走到被告席前，拿着熊亮的借条对我们说：“我看了一下，借条上郭强的署名与其他债主手上借条上的郭强署名是一样的，是真的吧？”
　　我听到这个话，心里一惊，法官可能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了，认为存在借钱事实的。我对法官说：“郭强借钱的事，李梅完全不清楚，现在郭强不到庭，借条的真实性，我们真的无法确定。”
　　法官说：“嗯，那我们开庭吧。”

　　熊亮代理人宣读起诉书：郭强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向熊亮借了伍万元和伍万伍仟元，至今只归还了25000元，现要求郭强偿还借款本金加利益计103000元。李梅系郭强之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该借款具有共同偿还责任。
　　我代李梅答辩：首先因本案另一被告郭强没有到庭，故熊亮所称的两笔债务是否真实存在，李梅根本无法确认。有可能该债务根本就不存在，也有可能郭强已将该债务还清，也有可能是熊亮与郭强串通伪造借条骗取李梅财物。其次，退一步讲，如果该债务确实发生过，但李梅对借款毫不知情，借款并未用于家庭生活、经营，故该债务也属于郭强的个人债务，与李梅无关。

　　在法庭对双方出示的证据质证完毕后，我提出对原告熊亮问几个问题，法官准许。
　　我问：“这两张借条，郭强是在哪里写的？”
　　熊亮：“在我家写的，他向我借钱，我在家里拿钱给他的。”
　　我问：“是一手拿钱，一手出具借条吗？”
　　熊亮：“是的。”

　　我接着问：“两张借条，一张落款时间是2005年9月，一张是2006年1月，是这两个时间写的吗？”
　　熊亮：“是的。”
　　我问；“你知道郭强借这个钱是做什么用的？”
　　熊亮；“郭强有个家纺厂，是给厂子购买机器设备的。”
　　熊亮的代理人可能预感会问出问题，低头跟熊亮窃窃私语。我接下来的几个问题，熊亮都推说时间长了，记不清了。

　　我向法庭指出，郭强并不是家纺厂的老板，只是一名普通员工。此外我们向法庭申请对两张借条进行时间鉴定，要求鉴定借条的实际形成时间，以及两张借条是否是同一时间形成。法庭同意鉴定申请，宣布休庭，待鉴定结果出来，另行通知开庭时间。
　　走出法院，李梅问我：“王律师，你看我还能够打赢啊？”
　　我说：“需要看鉴定结果，现在还不好判断。”
　　我又嘱咐李梅要注意法院这边的动态，有情况要随时和我联系。
　　S市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两张借条进行鉴定。大约半年后，鉴定结果出来：无法鉴定出两张借条的具体形成时间；但两张借条的字迹是同期书写形成。

　　对于这个鉴定结果，真是半喜半忧。喜的是，熊亮的法庭陈述与鉴定结果不符，至少证明有一张借条的落款时间与实际形成时间不符。熊亮向法庭说了假话，这个对李梅是有利的，能够让法官知道熊亮在造假。忧的是，鉴定结果无法证明借条的形成时间在何时（在离婚前还是在离婚后？），按照证据规则，对李梅很不利。
　　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熊亮主张借条是在郭强与李梅离婚前形成，用书面的“借条”为证；我们主张借条有可能是离婚后书写，只不过是把落款时间写在离婚时间之前，但我们手中并没有证据。原本希望司法鉴定能够为我们提供依据，但鉴定结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目的。
　　法院又送达了第二次开庭的开庭传票。因无法找到郭强，法院依法对郭强公告送达。公告送达的时间较长，第二次开庭时间定于2009年11月。
　　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民间借贷纠纷问题上，浙江省的司法政策发生了改变，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转变了。
　　对于目前广泛存在的离婚后债务追索，不知情一方需承担其无法预料的离婚前另一方名下债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从先前侧重保护债权人利益，转变为倾向于保护该不知情一方的利益。
　　2009年9月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在该份文件中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但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除非出借人能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经营所需。

　　根据这个司法文件，熊亮不仅要证明两笔借款发生在郭强与李敏离婚前，还要证明这两笔借款用于郭强的家庭共同生活或经营所需。两笔借款共计十万有余，借款数额明显超出一般日常生活需要。熊亮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明确回答借款用于郭强的家纺厂购置机器设备，而郭强并非是家纺厂的投资人，且借款期间家纺厂财务账上没有机器设备的购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