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9-25　08:39:27

　　至于中国古代的官员收入相对于老百姓很高，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出发也很好解释。
　　1、中国古代的政府普遍是统治型政府，官员们是皇家豢养的工具和助手。
　　2、古代社会事务相对简单，官员数量极其有限，官民比一般情况下社会可以承担。
　　3、古代教育普及程度低，社会自治程度、形式均不如现代，而且专业分工粗糙。因而受过良好教育或拥有丰富社会事务实践经验的官员和仕子是那个年代的精英，我们还经常能看到有些官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承担的责任和管理范围大而宽泛。

　　4、官员的俸禄不仅仅是自己和家人享受的，他们的幕僚和很多具体办事人员的薪俸都不由国家另行支出，而是由相关官员自己承担的。
　　现代社会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尤其是除了国防和司法等少数专业领域外，一般性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对应行政首脑与普通政府雇员）的日常工作都是相对简单的组织性活动，普通人的能力基本都能胜任。
日期：2010-09-25　08:41:00

　　那么如何来合理确定劳动力定价，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哥以为以下四个环节是重点。
　　1、全社会对劳动者收入分配的正确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的政策以期实现“高积累，完成工业化”；改革后的有段时期，劳动者收入增加大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后来则逐渐日益倾向于资本而严重忽视了劳动者的利益。
　　正确的立场是，资本和劳动都是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前者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物化及货币化了的劳动成果。现代社会的正确分配法则应该是重视劳动不亚于资本，办法是大力提倡竞争和博弈，和谐的劳资生态与劳资关系是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相关法律和制度建设。
　　国家（不是政府）应该明确立法，规定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在正常情况下必须保证被雇佣者的工资薪酬随工作年限增加而逐年增长（具体比例根据国情来划定一个范围）；规模性企业的规模性裁员要预先申报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才可实施，企业的正常人员流动或雇工数量有限的企业的管理行为可以相对宽松；经济危机或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关于工资和人员的管理适用于专门的条款。
　　3、独立工会、农会和其它劳动者协会的作用。

　　市场经济下，仅靠政府和法规的作用来协调劳资关系和社会分配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入利益博弈的机制，允许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成立独立的工会、农会、协会与资本方及其它社会群体以合法的形式和手段争取自己的利益。所谓的工资集体谈判应该是工会与资方的利益协调而不是政府与资本家谈判。
　　4、社会价格体系。
　　社会价格体系是影响不同利益群体收入的最关键的因素，也是决定消费的核心力量，而且价格永远是市场经济中时刻应该首要关注的元素，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多年来恰恰在这个环节一直存在要命的缺陷和扭曲。
日期：2010-09-25　08:44:14

　　关于社会价格体系我们适合单独开辟一节来专门讨论，这里先来打消部分人的疑虑和担忧。
　　依据科学公正的分配法则，创造更多的效用或增加更高的商业价值的劳动有优先分配权，通常也就意味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相对于普通技能者在收入上要有很大的优势。而实际情况是由于供需关系的调节，真实的价格体系并不会长期完全倾向于高智力、高技能活动，即便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或者普通服务一样会得到正常的保证。比如，高新技术商品刚开始定价会很高，但随着竞争和产能的迅速扩张，价格势必呈现长期回落趋势；农产品则由于产能在某种技术与自然条件下存在阶段性天花板，价格并不会被打压到很低水平；小商贩、厨师和理发师的情况同样如此。何况还有水涨船高与国民福利保障的因素，同时现代国家有责任提供公平而良好的教育及培训服务来全面提高国民的素质与技能水平。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Balassa-Samuelson effect）同样可以让从事简单劳动或知识结构偏低的人群安心。根据“巴萨效应”理论，生产效率很高的贸易品部类工资的增长会同样带动生产效率提高有限的“非贸易品”（比如理发和餐饮服务）行业的工资水平。这和墨水滴到清水里随后的扩散情况是类似的。
日期：2010-09-25　08:47:23

　　福利构成了人们实际收入的另一部分。经济福利是否应该存在不需要任何争论和探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谁都知道人类的劳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正常情况下有物质剩余，这种物质剩余和人类智慧结晶的不断突破构成了社会进化和前进的根本原因。现代社会，受过常规教育、具有正常劳动能力与劳动意愿的个体，其一生财富创造多数大于个人消耗，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而成为不需要证明的常识和公理；因而无论学理还是法理，国民都有权力享受适当的国民福利。

　　今天的中国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由于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养老福利上存在老年人剥削年轻人的情况，社会养老金需要年轻人的劳动和血汗来弥补亏欠。
　　这种论调其实是完全荒诞不经的。不谈伦理道德，仅从经济学原理出发，中国现阶段养老保险系统承担的压力本质上来看是长期通货膨胀趋势的压力。当年劳动者的劳动及劳动成果没有贬值，贬值的是他们当初得到的货币分配，是国家推迟支付的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机构收缴的养老金，其次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人群代际收入差异。对于前一个问题要看到长辈们的付出转化为了我们社会成长的动力或者转移成现有的某些财富；经济技术进步方面后来人不能因为现有较高的水平而否认前人的劳动价值，如果因为卡尔．奔驰发明了汽油发动机就否定瓦特.泰勒改良蒸汽机的功劳显然是荒谬无比的；而社会进步的成果本该全体国民共享而不专属于年轻一代，何况大家都有退休老去的一天。

日期：2010-09-25　08:53:42

　　要减轻和防止国家养老福利基金的压力，核心的问题在于首先完善、稳定国家的货币和物价体系，其次提高相关机构的基金管理水平，理论上和社会老龄化及经济增长没有太多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指鹿为马和混淆视听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直接劳动报酬和福利解决了居民收入的主要问题，社会性的贫富差异则可以通过其它辅助性手段来均衡和抑制（不是平均和消灭）。强制性的手段有财产税和遗产税，对积累和存量进行调节；非强制性的自发途径主要是慈善捐助事业。
　　健康国家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的核心目的是提高经济资源配置和运用效率，激发社会活力，抑制因私产继承制而造成的社会贫富分化无限扩大的趋势（没有遗产税，通常情况下富二代、富三代将因资本的起跑线领先而不是智力和贡献领先而扩大财富占有程度，既违背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也并不利于他们的个人发展，还抑制社会公平和自由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