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的核心原则是自愿，任何带有变相强制性的慈善都不是真正的爱心表现。透明、公开操作与非政府化是全世界的主流，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这点上要特别注意，将来要大力支持和扶植非政府慈善组织的发展。
日期：2010-09-25　09:06:14

　　由于国民经济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当下陷入了内需不足的泥潭而步履维艰。最新的动向是政府期望在未来的若干年份里实现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居民实际购买力的倍增而不是名义工资倍增，是普遍的劳动者收入大幅上扬而不是体制内工资福利的再创新高，如果再度出现老百姓收入“被增”的闹剧可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严控货币发行量，大面积减税（幅度可以商榷），稳定社会物价，提高社会工资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只有这样前提下的“收入倍增”才有实际意义。祝福善良的中国人在政府宣布的年限到达时能够真的得到这个实在的礼物而不是“四个现代化”或“共同富裕”之类的哑炮。

　　影响收入分配的另一个宏观因素是就业。非农就业和工资是直接挂钩的，社会就业越充分，意味着收入分配越分散，从而均衡度更高；反之很多人将失去提高生活水平的劳动收入而不得不更多依赖国家福利来维持生存。
　　现代社会由于科技昌明而生产力进步显著，因而通常在充分开发的国度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出远远超过了满足自身国民需求的水平；考虑到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影响，对一般人口规模偏低的国家而言，即使本身食品生产不足，也可以从国际上获得粮食补充（人口大国此条未必适用）。如此就为发展形式多样的第三产业打开了巨大的空间，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也势必要求在三产上多作文章。第三产业的发展既消化了剩余的劳动力，提高了社会的就业水平，自身也创造出更多的服务和财富，这种消费扩展也将直接刺激一、二产业生产的繁荣。

　　相对制造业通常表现出的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特性，第三产业的传统特性明显，支持单位就业需要的投资相对低（金融、规模贸易和规模服务行业除外），技能要求可高可低，因此积极寻求繁荣第三产业的途径、培植高端服务业是一个国家拉动消费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思考路线。但是一个国家在筹划和实施三大产业的科学布局时，千万不能忘记一、二产业具有先行性，是支持第三产业的基础。
　　规范就业在中国也是一个突出问题，比如最基本的未成年人就业问题，雇佣童工从世界范围来看既不道德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青少年失学又将削弱整个国家的潜在综合实力、降低国民的平均素质。当下的中国，企业主雇佣未成年人（包括真正意义的童工）以降低经营成本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这种司空见惯的怪事未来应该予以整顿和消除，国家应该立法并从严执法规范就业（在校未成年学生在节假时间的勤工俭学与以打工为主要生活内容的性质完全不同）。自然这个问题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和法律问题，它又牵涉到整个教育制度和福利体系的改革。

日期：2010-09-25　09:08:07

　　【价格体系】
　　价格是市场的发令枪和指挥棒，从来价格变化对生产和消费都具有重要无比的影响，而恰恰是这个极端重要的环节中国在多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和漏洞。
　　人民币汇率和劳动力定价这里不谈，哥与大家来将注意力放到更多的社会焦点和司空见惯的事情上。
　　中国房地产泡沫，本质是房地产定价体系扭曲、国家监管不到位、土地定价过高。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同样是相关服务的定价体系完全失去了正常的秩序，操作模式当然也是极其不合理的。政府提供的多数服务（也许在中国政府看来叫管理）的定价体系有问题，甚至连小到驾车停靠路边的停车费标准都值得商榷。
日期：2010-09-25　09:18:48

　　价格从来而且永远都是针对交换行为的，而合法或合理交易的利益或效用首先在于出让方必须拥有合法的产权或为社会所公认由其创造。现代经济学确定通常情况下生产力、社会认识、法律、制度和国民风尚是影响价格体系的基本因素，这里不考虑各种非法交易或强迫交易行为。
　　一般而言交易物分为公共商品与服务和普通商品与服务。很多经济学家倾向于主张公共商品和服务应该以低价甚至无偿提供给社会，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谋求于从更有效率的私人经济活动（Private business）中产生；即便因此一国的公共消费品价格低廉而使其它国家的国民沾了一定的便宜，从整个经济体的发展角度看也是值得的。实际上，其它国家国民在公共服务上占到的便宜基本是有限的，远不如制成品或终端服务的输出价格之影响来得强烈。以中国的现状来分析，拉低公共消费品的价格将降低企业的基本成本，居民从水电油气上节省下来的开支可以转化为其它商品的消费，外国人来华观光、生活或工作虽然享受了相关的好处，但是一来不是整个国家的国民都跑到中国占便宜，二来外人的流入同样转化为某种内需，算大帐绝对是只赚不亏。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政府是替垄断基础产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问题。

日期：2010-09-25　09:49:15

　　至少目前来看中国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定价原则是与国际上普遍的共识背离和对立的，教育如此、医疗事业如此、水电油汽等基础公共商品同样如此。比如中国成品油的定价就是个最简单的例子，油价高企将抬高整个社会的运输和动力成本（中国燃油电厂比例有限，后一方面的影响国民感受没有物流运输领域更强烈），如果企业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有限则势必缩小其利润空间而影响发展，而市场商品价格因运输和动力因素而大幅上扬则直接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消费受侵害倒过来又将限制生产的发展。为中国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腐败行为，最大的危害性也在于抬高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再如中国特色的各种行政性收费也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首先各种费用严格来说是不合法的，政府在正常的国家除了税收和国有资产资本利得外没有权力再向社会索取任何额外报酬；即便古代的西方行会或协会收取的相关费用也只对会员有效，它们是无权直接向社会大众“征税”的；其次这里面有产权问题，收费部门实际上是拿着属于公众产权的利益换取本单位的经济收入，尽管也许相当比例进了国库。举个最现实的现象，中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通常都有价格不菲的观光门票（有些地方是向公众免费开放的），但是无论是黄山还是西湖，或者故宫与秦陵，这些或自然造就或祖宗遗留的宝贝其产权都属于全体国民而不是某一部分或当地政府，中国为保护和开发这些名胜古迹的商业价值采取相应措施是正确的，然而藉此收取超常的门票就显得唐突。聪明的做法是降低门票（以基本补偿相关投入的收益和人员成本为宜），而主要依靠相关旅游服务来获取回报，个别极其珍贵的不可再生或修复原貌的地方甚至要限制游客数量、加大保护力度（前提是公平、不搞特权和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