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就是这么“上”与“下”、“大”与“小”紧密结合，互为渗透的。

　　一旦人为分离，灾祸降临。
　　日期：2011-05-12　14:26:25
　　当然了，为了避免政府头疼，咱们还是补充一节政府对商贩的管理。
　　反正也不知为啥，各国各地的政府都对商贩这个层面好像天然有仇，总想管管这个层面的。
　　古往今来，对商贩的政府管理，最好的模式只有两个：“西周体制”与“西汉均输”。

　　西周体制呢，核心点与现代发达国家对商贩的管理是一样的，都叫“严格标准”。
　　西周初年的周公旦，一方面明白经济交易的重要性，正式用国家的名义，建立起了集市这个东东。另一方面，却也制定了很严格的国家标准，禁止不达标的商品进入集市。
　　由于周公旦实在太能耐了，连远在陕西的都城镐京有啥事定夺不下来，都大老远地跑来问问周公旦，因此鲁国这些严格的商业标准，也就成了西周整个社会的商业标准。
　　这些商业标准、社会标准、国家标准，最后被孔子编定为那本很著名的历史书籍了，叫《周礼》。
　　这与现在欧美国家纷纷制定商品标准，神马ISO呵、UNFAO呵……思路是一样的。
　　还有一样是相同的，就是西周与现代欧美国家一样，都是将这些商业标准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的高度上。
　　所以吧，纵观我国的考古出土，产品品种最丰富也最精良的，不过两个时代：一是西周，另一个就是西汉尤其是中期了。
　　我国这两个时期出土的当时产品，与现在全世界神马瑞士、德国、英国的国际顶尖工艺产品没啥分别的。

　　但是，西周这种“严格标准”的作范，也给生产与商家制定了很高的门槛。越到后来，不是有钱有势，你还进不鸟生产与商业这两门。
　　结果垄断企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社会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大——那些进不了生产与商业门槛的人，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贵族们赚钱，自己就是卖身也赚不到俩小钱。
　　一旦贫富差距积累到一定时候，也是到周厉王时代了，城市中下贫民就起义了。
　　——从此西周整体政治，也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波动期。直至周幽王被匈奴杀死，周平王东迁，西周强盛的王朝就覆没了。
　　现在欧洲也一样，严格的商业标准既造就了工业与商业的天堂，却也造成了大批新移民生活与工作无着。所以新移民老在法国、英国等地闹事。
　　中东和北非就更直接，直接就来玫瑰革命，还兴多米诺骨牌，一个国家波及到另一个国家，埃及倒下去了，利比亚死撑，却酿成了全局性的内战……。
　　香港也一样，700W人口，就有100W的新移民。十年前香港人还没啥仇富气氛的。但随着商业标准的越益提高，商贩们多只能集中于九龙活动，港岛的大笞地、赤柱等传统商贩市场被相继改造成公园，新界也未形成新的商贩群落地。新移民又很难进入九龙的商业地带。
　　俺靠~，到香港举办个酒会，一看蹭吃蹭喝的比客商还多。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引起仇富气氛，怎么可能不兴起“民主运动”？
　　因此，咱们可以把“西周体制”，比划成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轰隆隆地往前跑。就是跑着跑着，不时落下这节车厢那节车厢的。
　　这些被落下车厢里的人，当然要骂你这火车是怎么开的。
　　你不赶紧接上这些车厢，这些车厢里的人不暴动才怪呢。
　　日期：2011-05-13　19:40:38
　　再说一个例子。
　　咱们的湖北，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武汉还是九省通衢之地，民国时代比天津还牛。

　　为啥会沦落为二线省市？
　　经济因素，就是商贩与商贩文化的消失。
　　武汉在计划经济年代，可以街上都不见啥人影的，全在工厂里上班。武钢可是与首钢同样牛的国内大国营厂。
　　但是，却导致后来排斥商贩、抑止商贩文化的总体气氛。
　　日期：2011-05-14　14:46:25

　　好，接着上文说。
　　上面咱们说了“西周体制”，今个再来说说“西汉均输”。
　　西汉均输呢，对商贩的管理，叫“准许进入”，与西周的“严格标准”有了很大的不同。
　　首先说，西汉中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法制与法治社会，法律法理实践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丰富的。
　　自然也对商业经济的诸项活动有严格的立法，特别是对国家货币，那是个坚定不移地维护。
　　但是，西汉中期对小商贩们不是赶尽杀绝。相反，还是由上林苑那样的国家经济机构给予全力扶持。

　　比方说，在公元前111年前，咱江浙那地不是得搞移民吗？——那会闽藩王实在太厉害了，老跑来江浙一带搞搞震没帮衬的，结果汉武帝只好把江浙一带的居民全移到太湖以北去了。但在公元前111年，中国南部藩王事儿全面解决，重归中华公约体系，汉政府又安排原江浙群众回原居住地了。
　　但这次大移民，汉政府就安排得很细，不仅资助盖房和贷以农具，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江南民众未来的生存权问题，结果对两项事宜特别在意：一是移原楚地的丝绸制作技术到江南；二是引导建立小商贩市场，这个以后在咱们国内经济学上叫“集散地”。
　　——这与今天四川灾后重建，把小商贩市场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是一样的。
　　就是不知道为啥，四川灾后重建把小商贩市场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反倒咱们广东就要搞“腾笼换鸟”，立志要消灭咱广东的商贩市场。
　　不论怎么说，江南一带成为后来国货的主要制作地和商业集散地，并促使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几乎是起源于汉武帝的此次举措。

　　那么，咱们看到了，一头是国民共同富裕的命题；另一头是法制中对商业的严格标准。
　　挺悖论，是吧？
　　汉武帝思考是很精熟的，就设置了一条叫“准许进入”的标准，把这个悖论给解决了。
　　准许进入哪呢？进入西汉中期的“均输体制”呵。
　　日期：2011-05-14　15:30:31
　　（接上节）
　　汉武帝提起心肝打匈奴，还狂打了许多年，可不是莽夫之勇，他有他的考虑的。

　　——就是一定要恢复周时通往西域各国的贸易通道。
　　一打完匈奴，他就启均输之策，第一时间将国货输往现在中亚和南亚次大陆。
　　也不怕说了，西汉中期时咱国货市场，整个地覆盖了中亚与南亚次大陆，还延伸至那个古罗马帝国。
　　中亚与南亚次大陆商技也了得，很快就与咱中华“社会主义国家”（那会有叫社会主义的吗？回形镳这厮又发嗡疯了）共同富裕。
　　就古罗马搞奴隶制，不重视商技的，就被这种强悍的贸易搞得吱哇鬼叫，一会说要禁止他们的黄金出口；一会又说要烧了咱们的丝绸，反正就是挺被动的。但那会古罗马也兴咱们现在一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你罗马元老院的敕令，贵族和富豪们就是不理，结果黄金一样造出口到中亚和咱们国内，丝绸一样他们照穿。

　　整到咱们国家在西汉前是很少用黄金做流通货币的，到武帝末年，直接就发行黄金大额本票——那个“马蹄金”是也。
　　那回吧，咱国货强悍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出口些扫帚竹杖子神马的，别人也抢着要。与十年前老美那就是出口些洋垃圾来咱们国家，咱们也很高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