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族宗法制度，前面已经讲到过。由于宗族宗法关系的存在，地主阶级不仅在天下多攘之际才突显其力量，其防患于未然的隐形作用才是最关键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扑灭造反派，而是防止造反的发生。
　　宗族，是封建时代社会的基层细胞，依赖宗法来管理族内成员甚至财产，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基层政权的职能，许多社会矛盾都能在宗族内部被消化掉。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天下多故，宗族社会滋生出来的门阀士族得到蓬勃发展，绝非偶然。
　　曹操曾经一度力图打破门阀士族对政治和经济的垄断，结果以失败告终，连曹魏政权也被士族代表司马氏所篡夺。直到公元１９世纪，严复还感叹说，中国人与其说是国家公民，不如说“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而秦朝的状况，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宗族宗法纽带，也早被商鞅给扼杀在萌芽之中。

　　统一前后的秦，由于国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不存在什么新兴地主阶级＂②， 更没有私营工商阶级。那时没有地主，没有奸商，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可怜的是，这样的政权不但得不到一个地主阶级的支持，而且统一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六国地主还成为颠覆它的主谋之一。
　　反秦起义中齐国的复辟者田儋和其堂弟田荣，就是在统一后失去土地的地主残余份子。而且短短十余年时间，原有的宗族隶属关系并没来得及完全消释，田氏兄弟的武装，核心成员就来自于他们的宗族，甚至奴客。
　　①《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
　　②杨师群－《战国新兴地主阶级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日期：2012-02-02 22:27:07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9. 孤立的元首
　　秦代社会最广泛的基层，除了刑徒臣隶，就是广大自耕农。但自耕农的土地并非自己所有而是属于国家，所以拥有土地不代表有产权，相反只意味着义务，要根据土地份额交租，按人头缴赋，还要服兵役。他们当然不会成为这个政权的拥护者。而很多地方提到的＂军功地主＂，有军功爵位而获得较多授田，甚至还可以得到＂助耕＂的臣隶而不用劳动，问题是他们的地，也要＂身死田收＂。

　　所以秦朝的＂国有制＂，与现代国家的国有制概念完全不同。它的所谓＂国有＂，实质上就是帝王一人所有。它的＂法治＂，是＂王法＂而不是公民约法。秦代的皇帝，既不象分封时代的周天子，也不象后世的封建帝王。他不需要同诸候、士大夫、或任何利益集团分享权力。这就法家政治思想的宗旨－确保君主绝对极权。在这方面，他们的确很成功。

　　问题是，皇权是绝对集中了，可皇帝也绝对孤立了。
　　法家忽视了阶级基础，单纯强调法律和行政机构的功用。政权的维系，只有靠官僚和军队。
　　秦朝的军队虽然强大，但在起义烽火遍地的情况下顾此失彼，可见单靠武力是不足恃的。而且在统一以后，这支军队自身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从前打仗出征意味着军功和财富，当扩张达到极限，军人的任务变成在苦寒的边地屯戊。既无前途，又因为环境恶劣，“死于边”者甚多。从前“民闻战而相贺也”的情形再也不见，变成了“秦民见行，如往弃市”的悲戚场面。

　　秦王朝的官僚阶层，虽然有禀给制度，有受赐田宅，看似一个特权阶级。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得世袭，也不能买卖。他们不但不能扩大资产，甚至连有固定资产都谈不上。而且由于吏治森严，公务繁重，随时有可能因为犯错而得罪，不但所有一切要被没收, 自己也将沦为刑徒。在《史记－始皇本纪》中就赫然写着：＂三十四年，迁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他们的身份，充其量只是战战兢兢的＂打工仔＂，自然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共同意志的阶级力量。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统一过于迅速，统治地域瞬间扩大几倍，不得不从被征服地区的士人选用官吏，从而使得官僚集团的成分良莠不齐，凝聚力大大稀释了。如刘邦，本身就是个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长），自不必说，他的得力助手萧何，原本也是县吏。项羽的叔父项梁，曾经在栎阳县犯法入狱，但他通过熟人写信，让栎阳县司法官吏司马欣人为地及早结束案件，让自己没事出狱。项梁出狱，又杀人，也没被逮着，带着项羽逃到吴中。

　　秦代官僚行政体制本身，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虽然它严密、细致、高效，看起来完美无缺，但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要保持这个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行，所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始皇本纪》中记载方士卢生和侯生的议论，就说＂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皇帝都如此辛苦，基层官吏可想而知。

　　其次，从出土秦简中可以看出，对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规程条令细致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官吏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按既定程序运行的零件。难怪秦代吏治清明，可麻烦在于，一旦程序稍有破坏，整个系统就会全面瘫痪。所以暴动一起，各地官吏便不知所措，非死即逃。以湘西里耶出土的秦代官府文简为例，湘西离秦末战争风暴的中心尚远，但是简牍记录于陈胜、吴广起义后仅数月间，便完全终止了。

　　日期：2012-02-02 22:49:30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10. 秀才的力量
　　从汉代以降，宗族宗法与农耕中国的自然经济相适应，与地主私有制相依存，而儒家意识形态正是它的思想核心。孔子所宣扬的礼教，实际上就是宗法秩序。
　　儒家思想的精髓－＂孝＂，就是把＂国＂变成＂家＂的延伸，如何对待父祖，也就如何对待君主、长官。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知识份子前赴后继，皓首穷经，从汉代儒学到魏晋玄学，从宋明理学到心学，根本上都没有脱出用伦理思想为封建统治秩序建立理论依据的轨迹。
　　古代知识份子，与现代广义上的知识份子不同，不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士，仅限于文史、伦理、哲学的范畴。这些人从前叫读书人，现在叫文化人。这个群体所扮演的一是文化的传承者，二是社会价值观的提炼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封建知识份子成为众矢之的，被指为奴性和腐朽，是＂东亚病夫＂积弱之源。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古代，他们对中华文明的完整和延续起过无比重要的作用，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里，知识份子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维持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重要性都是不可忽视的。
　　在和平时期，知识份子是维持社会和政治建筑的粘和剂；动乱年代，他们为各种武装势力提供导向。自然界物竞天择。古往今来，凡是在中国土地这块舞台上粉墨登场过的势力，是得逞其志，还是黯然收场，幕后都取决于知识份子的选择。
　　曾经入主中原的外民族，蒙古人把读书人定为＂臭老九＂，不到百年就被赶回大漠；满清完全继承封建的文化道统，开科取仕，所以能坚持近三百年。造反起义，如黄巢、李自成、洪秀权之流；黄巾、白莲教之类；没有读书人起主导作用，结果必定归于失败。而凡是成功实现改朝换代的革命队伍中，总能在其领导核心发现知识份子活跃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