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邯这支由最底层的被压迫阶级组成的劲旅主动投降项羽后，起义军对他们没有丝毫阶级感情，而是施以欺压凌辱，导致矛盾激化，最后"夜击坑秦卒二十万于新安城（河南渑池城东）南"。②项羽入关后，纵兵大掠，火烧咸阳，把关中捣成废墟。楚军的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项羽和他的追随者们既不是反抗阶级压迫，也不是冲着结束＂暴政＂而来。楚军的目的，首先是赤裸裸的民族报复。

　　另外一件事，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证明秦末起义的性质。赵高杀死二世胡亥后，立即宣布：“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 ①便降格公子婴为秦王。足以说明他也以为承认六国复辟，就可挡住革命势头。的确，北方各支起义队伍见状立刻停止西进，开始自相残杀，争夺王位。只有楚人亡国之恨太深，必欲灭秦而后快，这倒是赵高始料未及的。

　　秦末农民战争的复国主义本质，近年来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但他们却简单地认为这是六国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这也不尽其然。
　　其实六国的贵族阶级早在灭亡之前就已失去民心，这也是秦得以迅速统一的原因之一。在起义队伍中，贵族所起的作用很小。陈胜、吴广、刘邦皆出身平民，齐王田儋不过跟故齐王同宗，项氏在楚也仅为军人世家，都算不得贵族。燕王韩广，先后称赵王的武臣、陈馀，都是陈胜部将，最后扶持的赵王歇，同魏王咎、韩王成等人，都是起义将领拿来做招牌的傀儡。其中魏王咎在临济被围，旋即被民众抛弃，只好自焚。项羽在革命成功后，便也杀掉楚怀王，自封霸主了。

　　综合前面各章所述，可以看出，促使秦朝垮台的农民战争，既不带有多少阶级意识，更缺少贵族复辟的成分。基层民众广泛的复国情结，才是最根本原因。这种情结并非单纯的心理状态，而是与六国各自发展起来的特色文化和经济生产方式密切相联，所以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民心的，因而起义在短时间内得以聚拢声势浩大的追随者。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项羽本纪》
　　日期：2012-02-02 07:19:14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8. 没有基础的堡垒

　　好，现在我们知道了秦末都是些什么人在造反，和他们为什么要造反。那么接下来就该为最关键的问题寻找答案了－为什么一场农民暴动，就足以导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呢？
　　客观地说，相比于后来的明王朝，秦朝在刚刚建立的十几年里，社会动荡并不算激烈的。
　　明初，由于朱元璋为政酷烈，盘剥苛重，他刚称帝三年（洪武三年，公元１３７０年），两广地区就爆发多起少数民族和农民暴动。从此一直到永乐、宣德年间，历经五任皇帝、七十余年，大小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遍及全国各地，总计竟有四百余起。其间的明王朝，还时刻面临着北方蒙古残余势力以及沿海倭寇的严重威胁，可真算是多灾多难了，可明王朝却并没有垮台，反而还走向强盛。这是为什么？

　　明朝可能算比较倒霉。通常农民大规模的造反，总是在承平日久，军政腐败糜烂，矛盾积压到了不能不爆发的时候，因而其破坏力也就惊人。象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末浙江方腊起义、明末流民大起义等；其中有的还有宗教基础的严密组织，亦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如汉末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元末白莲教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等等。

　　中国古代，这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多不胜数，持续时间有时可长达十余年，席卷大半个中国。他们虽然严重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大多竟没有能够彻底推翻一个本已腐朽不堪的政权。反过来看陈胜和吴广，只是因为＂道雨失期，度法当斩＂，而一时情急。变起仓促，压根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和组织的准备，不过一伙逃兵而已，居然给一个强大的新兴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又是为什么？

　　本文到此，其实谜底已经一一揭示了。归纳起来就是三点：秦朝政权，完全没有阶级基础；秦代社会没有封建宗法文化，而且这个国家没有知识分子。
　　缺少了这三大生命元素，一个封建王朝就完全没有免疫力和自我修复功能，立亡可待。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政权，不论何种形态，都必须以一个固定而广泛的阶级为基础。这种阶级基础又与经济生产方式不可分割。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从前的法西斯国家则以垄断资本家为后台。而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中，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只能是土地占有者，用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地主。
　　一提起地主，人们脑子里就会联想起剥削长工的土豪劣绅。其实严格地说，地主包括所有拥有自己土地的人，不论多少，其中也包括自耕农。唐长孺先生在论南北朝土地制度时指出，中国封建皇权的主要统治基础是广大的自耕农。只是地主占有的土地越多，就越不用亲自劳动，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并且有更多的机会把子弟送去当官，参与国家管理。当然小自耕农也有这样的机会，象后来南宋高宗的权相秦桧，早年就是边种田，边读书考科举的。

　　除地主阶级外，封建社会里的工商业者也是一个不可小看的阶层。虽然中国整个封建历史中，商人总是受歧视的角色，实际上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重农抑商也从来没有真的实现过。比如汉初对代商人算是最严厉的，把他们打入另册，算“市籍” 。《史记·平准书》记载，“有市籍” 者不得做官，不得占有土地，连他们子孙也不行。

　　实际上呢？《汉书-食货志》云：“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一语道破了社会的现实。
　　地主们为了扩大财富，总是积极参与商贸活动、或由行商坐贾代理。不单普通地主，拥有巨额财产的皇亲公侯、官僚卿士更乐此不疲。而商人有了足够财富，也总是先购买田地，摇身变为地主。如曹操的家就是陈留大户，富甲一方。操父曹嵩还一次拿出一百万钱，买了个太尉的官职。没有商业活动而光靠土地产出，是不可能这么有钱的。

　　不可否认，大地主和商人纠结在一起，是多重矛盾的总根源。例如放高利贷、欺霸乡里、使小农破产而兼并其土地。他们参与的官僚阶层也是腐化低效，甚至贪赃枉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些人又形成封建国家中基本的有产阶级，他们也是最希望维护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在封建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时，往往成了顽强支柱。

　　中古历史中，凡遇有农民造反，或是发生五胡乱华、女真、蒙古那样大规模外民族入侵的时候，各地豪族地主就会自发组织武装，据山守险，与之对抗。而工商业者则为其提供财力支持。
　　汉末黄巾起义时，豪强地主阶级、大商业者、以及宗族宗法关系的力量，第一次充分展现出来。他们不但有财力，而且能聚集宗党、宾客、徒附，组织部曲私兵。这些武装修坞筑堡，“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①。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当汉室政权已无法收拾，他们又纷纷推出自己的代理人，以图建立新秩序。

　　其中的代表人物袁绍，出于四世五公的汝南望族袁氏；取魏而代之的晋室司马氏是河内儒学大族；曹操的出身低一些，但宗族既大且富有，叔伯兄弟中有的家财“羡富”，“僮仆人客以百数”，有的光“家兵”就有千余人。
　　刘备很穷，但有中山县富商张世平、苏双等人资助他，组织民团与黄巾军作战的。别看刘备早年＂织席贩履＂，但是抖出＂汉室宗亲＂的金字招牌，连山东士族陈登、孔融也都把他奉若上宾。足见那个时代，宗族背景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