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领主分封制消亡了，但是以祖先崇拜维系起来的宗族宗法制度却与封建土地所有制一起发扬光大，可以说浸透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明。如梁启超所说：“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④
　　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国，这一社会形态被商鞅扼杀在了摇篮里。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汉－贾谊－《治安策》

　　③葛志毅 －《西周春秋政制抉徽》,载《中国史研究》, 1988年第1期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日期：2012-02-01 22:36:28
　　第二部 强国之路
　　8. 一个穿越到未来的国度

　　春秋战国时代，恰好就处在新宗法制度形成的时期。但从那时起，其弊端就已显现出来。强宗豪右往往独霸一方，左右地方行政, 到西汉中期已成严重问题。汉武帝曾利用酷吏予以打击，但情况并未好转，自东汉直到两晋南北朝，门阀士族把持官员遴选，进可以左右朝政，退可以消极对抗。历代帝王都要对他们礼让三分。
　　而法家思想的主旨就是维护君主的极权，不容许宗法与国法并立，更不允许政权以外还有族权存在。于是国家主义者商鞅用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强制手段，拆掉了宗族社会的墙角。
　　商鞅的这一政策，把每一户变成只有一个成年男丁的生产单位。为＂计口为赋＂，＂计口授田＂，以及军功爵位制度的实行，铺造了社会基础。从而使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紧密结合。
　　此后，秦国的每一个成年男子成为独立个体，没有可能成为宗族势力的一分子，命运沉浮，也不再与他的宗族有任何关系，只能完全受国家赏罚的支配。这就象古代罗马和希腊的个体公民。只不过秦人没有相应的＂公民权＂，只有对国家负兵役和赋税的义务而已。
　　已故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倡导一种＂大历史观＂。其要义即在于：历史人物和活动，及其成败得失的原因，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商鞅变法之所以比其他列国，甚至比其后历史上各朝变法都更为成功，原因就在于他首先彻底改造了秦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其次才是政治的上层建筑。
　　此外，在那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商鞅还注意到了一个其他改革者都没有重视过的问题，那就是思想言论的统一。
　　话说变法以后，＂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所以＂秦民初言令不便者＂，也开始称赞新法，但“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① 这不免令人觉得商鞅似乎有些偏执狂，司马迁便说他＂天资刻薄＂。其实，这件事与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倡议同出而异名，前者禁止言论，后者禁止民间思想学术的传播，都是为了建立他的政治制度而不可缺少的。

　　蒋介石曾经梦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商鞅用他的“壹言”、“壹教” ②给实现了。这种做法的是非善恶，暂且不去讨论，反正荀子去秦国考察参观一趟之后，对这个连喝酒都被禁止的国家赞不绝口，认为它的政治、社会、军事各方面都是天下第一。
　　那时候的秦国，不论贵族血统还是普通百姓，既不能买田买地，也无法靠经商做工发家致富，知识分子的仕进之途更是无从谈起。在这个社会里唯一向上爬的途径，只有通过军功获取爵位，从而得到更多的田宅臣仆。甚至官吏的升迁也要走军功这条捷径。难怪出土云梦秦简的墓主人－小吏喜，就多次挂职从军，参与过同韩、魏、楚的作战。

　　通过商鞅的一番改造，一切经济资源都被君王为核心的政府所掌握；与政府平行或对立的政治势力不复存在；＂壹法＂、＂壹刑＂，法制虽然严密，但是既透明又标准化，没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③的区别。而且，法的内容不只是刑，还有赏。一套信用度很高，以军功为惟一标准的赏罚制度，对平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本来面目。他根本就不象教科书上说的那样，是什么＂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商鞅变法，也＂跟地主阶级没有任何关系＂④。那么这样的秦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相信读者们很容易在近、现代世界史中找到相似的例子。
　　对于秦国人来说，战争，就意味着机会，意味着财富、地位和荣耀。“名出于战，则民致死”。难怪在六国之民皆已被战争拖得苦不堪言时，《商君书》上却说，秦国之“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 这绝不是虚假的宣传，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
　　这样一个在经济、社会、法制各方面全方位并且有思想理论指导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政体，不论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还是在２０世纪以前的全世界文明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它是在那个剧烈变革的时代，百家思想得以在实践中争鸣和提炼的结晶。戏说一下，要是拿破伦能找到一个象商鞅这样的人，他也许就不会失败，亦未可知。

　　很多人认为中国当时的哲学成就远不如古希腊，甚至还算不上真正的哲学。其实，先秦诸子的思想多出于时代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注重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并且很多得以在文化和政治上得到检验。从这一方面来说，古希腊哲学体系与之不可同日而语。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商君书》
　　③《礼记》
　　④ 杨师群－《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日期：2012-02-01 22:40:12
　　第二部 强国之路
　　9. 统一前夜

　　商鞅主持变法只有短短的十八年，但这十八年已经注定了战国七雄的命运。
　　秦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经过彻底改造，任何人想复辟已是难于登天。虽然商鞅的仇人太子驷接替了秦国君位，并把商鞅五马分尸。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太子驷又是商鞅变法的直接受益者。他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秦惠王。
　　公元３３８年，太子驷初即位时称为惠文君。这个时候，秦国最迫在眉睫的对手，依然是曾把秦国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强魏。＂非魏并秦，秦即并魏＂① 。但两年前（公元前340年），魏国已在商鞅的接连两次军事打击下遭到重创，被迫交还秦河西故地，并东徙都于大梁。
　　惠文君趁热打铁，公元前330年，再次大败魏军，六年后，惠文君改称王号。秦之国势寝强，很快引起列国的警惕，韩、赵、燕、楚、魏纠合五国联军向秦国发起了一场浩大的攻势，随即挫败于函谷关下，无功而返。再过两年，鉴于东方列国实力尚强，秦惠王转向西南，完成了前几代人没能完成的宏愿，吞并巴、蜀，把秦国版图扩大了一倍多。

　　此时的秦国，象一列高速动车，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轨道开始加速，横扫六合的统一战争，才刚刚开始。
　　变法之后到统一，秦国一直愈战愈强。这中间经过了一百多年，数代君王，史上实属少见。对此的解说是多种多样的。受传统史学观念影响的人会认为，这是秦孝公之后的历代君主个个砺精图治的结果，而其他六国的国王则能力不高。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怀疑：世界上哪有这等美事呢？
　　另外有日本学者藤田胜久在《＜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中则认为，六国的失败在于外交策略上的失误，而秦国的成功是由于在＂连横＂外交上掌握了主动，此说亦不尽然。
　　秦国之胜利，关键胜在制度。人的智愚贤不肖，已经退为次要因素，这也正是法家思想以＂法治＂取代＂人治＂的初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