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李悝改革的，还有战国名将吴起。吴起独创了一套兵役选拔制度，使得魏国的士兵以擅长勇力技击而天下驰名。他们两人通力合作，“国以富强” ⑤。魏国在战国初最早崛起称雄，向西屡次重创秦军，夺取秦西河地区，封锁了关中同东方的交通，令秦国的处境窘促不堪。
　　李悝死后，吴起因受谗害而逃往楚国，受到楚悼王赏识，任为令尹。便依照李悝的改革妙方，在楚国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
　　楚国比中原文化落后，领主贵族还没有象中原各国那样日暮途穷。吴起便首先把矛头指向这些旧贵族阶层，制定“减爵禄之令”，“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 。⑥ 并且“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⑦。这些措施使楚国迅速强盛，北败三晋，南平百越，吞并陈、蔡，拓地数千里。
　　李悝和吴起在魏、楚开变法之先河，列国纷纷仿效。据考古发现，连夹在齐、赵、之间的小国中山，都建立了相当进步的政治制度。
　　但是前前后后的变法运动，或是人亡政息，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效了。而私有制带来的土地兼并顽疾，到战国后期更加严重，并产生出更显赫的权贵势力，与变法加强王权的初衷背盗而驰。
　　战国后期的＂四公子＂就是典型的例子。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门下田庄无数，养士数千，他们可以窃虎符调军队，可以左右外交和战。权倾内外，交接诸候。他们各自的君主，都不得不生活在他们的政治阴影里。
　　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有一段记载：赵括的父亲赵奢早年任田部吏，负责收租税。平原君家一向是拒缴租税的，赵国当局也不敢管。但遇上赵奢这个硬茬，＂奢以法治之，而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而赵奢也不能依靠王法的保障，只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才逃过一死。足见平原君拔扈之程度。
　　而从包山楚简之中亦可发现，楚国直到战国末年，依然存在国王与各大封君鼎足而立，分享政权的局面。

　　这些改革没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究其原因，在于它们既片面又不彻底。李悝的主要作品是刑法，而吴起的专长则在军事。＂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都只是经济调节型的政策，并未触及灵魂深处。
　　魏文侯在任用李悝的同时，还师奉孔子的门徒子夏。所以魏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法家、儒家、兵家思想的奇怪的杂交品种。
　　李悝也好， 吴起也好，虽然都打击了＂世卿世禄＂的贵族们在土地和政治上的特权，把地主私有制进一步合法化，却都没有能够预见到由此产生的新问题。
　　七国变法，只有秦国坚持到了最后，那么商鞅究竟有什么秘诀呢？
　　①《国语-齐语》
　　②《春秋公羊传》
　　③《晋书卷三十刑法志》
　　④《唐律疏义卷一》
　　⑤《前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⑥《韩非子－和氏》

　　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日期：2012-02-01 10:27:32
　　第二部 强国之路
　　３. 商鞅的秘诀
　　人们谈到商鞅变法，总是分条列目，一二三四。好象这些都是各自孤立的政策，只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产生作用。兹举出史策上大书特书的几样如下。

　　第一是“坏井田，开阡陌”。后人据此以为商鞅就是废除井田制的首创者。其实如上文所及，早在两百年前，从鲁国“初税亩”开始，井田制就已经在各国逐步废除。只不过秦国文化落后，到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初租禾”，亦即计农产多寡而收税。
　　第二是军功爵位制度。但这也是李悝、吴起变法时的老套路，并早被各国纷纷仿效。只不过到商鞅手里，将其更加具体和明细罢了。
　　第三样，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商鞅对于法律的狂热。好象那些繁复严密的法律条文，都是商鞅一手所制订。其实以最著名的＂什伍连坐＂之法为例，就并非商鞅首创。在孝公的前任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国已经开始“户籍相伍”，还是秦献公从邻居魏国抄袭而来。而连坐之法，更是从李悝的《法经》基本照搬。
　　事实上，从“徙木立信”以及太子犯法而刑其师公子虔的事例便可看出，商鞅更加重视的是法治原则，而不是细节。
　　宋代王安石有诗云＂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亦说：“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 。说明商鞅努力实现的是＂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法必依＂。
　　所以，按照传统方法，割裂来看商鞅变法的各项政策，似乎都是炒李悝和吴起的冷饭，毫无新意。但实际上，商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抄袭者，他的变法有一个核心的主题。
　　所有田制、军功、法律、户籍、重农抑商等方面的措施，实则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围绕着这个主题，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这个主题就是国有制经济。
　　商鞅来自中原， 对新的时代弊端深有体会：“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①。所以他的改革与前辈们是形同而实异，比时代的潮流走得更远。
　　商鞅 “开阡陌封疆” ，不但取消了旧贵族领主对土地的占有，而且连各国已经确立的私有制，也予以彻底的否定。所以“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其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而并非私有化。②
　　土地国有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前文提到的＂授田制＂。战国时期的东方列国，以及后来的封建王朝，虽然也出现过＂授田＂，但那些田一经授给，即为私产。而秦国的授田，如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所指出：＂土地的所有权并不属于农民＂，既不能继承，也不能转让。
　　而且这些土地按人头分授，谁也不能多占。根据《商君书·徕民》里“制土分民”的原则，地方百里，约耕地五百万亩，“可食作夫五万”。所以董仲舒说秦代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③, 完全是胡诌。秦代根本没有什么＂豪民之田＂。

　　那么土地既然不能买卖，岂不是成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了吗？田种得再好，也没有了发家致富的途径，这样的秦国还有什么混头？且慢，出人头地的机会当然有，那就是商鞅之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军功爵位制度。
　　商鞅制定二十级爵位，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废除了领主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这大家都知道。爵位的高低，完全根据军功的大小而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④ 。通过奖励军功而提高了战斗力，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最最至关重要的作用，却不是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商鞅的爵位制度，不是为了仅仅有所“显荣”，而是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的。《商君书·境内》规定，军士能斩首一级的，“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益＂，就是在本来该授田的定额上再加一顷，并且，连宅基地都是拜国家所授。
　　也就是说有爵位者，所得＂授田＂可以比普通百姓高出很多。由初级的军功爵位上推，直至官僚阶级的上层，一律按此原则办理：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④。爵位高者不但获受田宅，还得到＂臣妾＂从事生产和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