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真是戳开了何心隐的疮疤，何大狂人听了怏怏不乐，等心气平和后，拍拍胸脯，手舞足蹈地对旁人说：这个人以后一定能操天下之权，我必将死在他的手上。
　　说完不辞而别。

　　日期：2012-04-14 20:54:00
　　以上这个故事在晚明广为流传，张居正一眼就看出何心隐是个“时时欲飞”的异端斗士，而何心隐也极有洞察力，预见张氏将来必定会掌权，一旦掌权则定会杀他……
　　何心隐大张居正八岁，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大侠式人物：论文才，他下笔千言，立挥而就；论武功，他能赤手以博蛇蟒，是一个目无余子的狂悖性型侠士。
　　二人一见之下，张居正那凌厉幽深，高贵而又坦然的目光和气势，便令何心隐嗒然而丧。二人不欢而散。何心隐自从见到张居正这一面后，便时时感到惴惴不安的心理。
　　尽管如此，不安闲的何心隐还亲自参与并设计扳倒了权相严嵩。严嵩虽败，严党依旧猖狂不可一世。何心隐被迫更名改姓，南下避祸。
　　张居正在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李元阳，就是个以释门弟子而兼儒家学者的泰州学派传播人。

　　由于受李元阳的耳濡目染，张居正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就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泰州学派的学说，并且也通过认真研读王艮的著作，考虑过这种学术在政治上实用的可能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泰州学派的学说，对于政治并不能产生积极的主导作用。
　　于是，何心隐这种“聚党贾誉”、“虚而无当”的学说或做法，在张居正看来无异于异端邪说，对于国家社稷全无好处。
　　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张居正返乡葬父，大小政务公文皆快马加鞭，经过延边的一座座驿递传至荆州，悉听元首裁决。
　　这些事情，许多人看在眼里，怒在心里，非议张居正权倾朝野，专擅朝政；但众人震慑于元辅的权势，都不敢大肆声张以免惹祸上身。
　　唯独何心隐大狂人无所顾忌，时时借讲学讥切时弊，指斥其专政，并呕心沥血撰成《原学原讲》，准备上书朝廷，要求开放民间讲学，与张居正的施政措施针锋相对。
　　何心隐有如当今龙应台，关心时事却不关心政治。政治需要的是如何管理，而关心时事的文人只需要高风亮节就够了。开放讲学只有在乱世可行，而治世需要的是“愚民”，是“统一思想”。何心隐无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却不是会思考的人，他一心向往好制度，而当下需要服务的却是好皇帝或是好首辅。
　　他在讲学过程中议论朝政，扬言张居正专制朝纲，甚至要入京把居正驱逐赶走。
　　在张父无比风光的丧礼上，何狂人竟给首辅送上怪兽以责骂他不孝，这让权倾朝野的首辅情何以堪？
　　何心隐种种所谓不畏强权的举动，激怒了当局。
　　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以雷霆手段，下令关闭天下书院，禁毁私学，并申言对违反者“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进而导致了张、何二人的公开决裂。

　　枪打出头鸟，何心隐作为讲学异端，多次受到缉捕，终于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押解到武昌。湖广巡抚王之垣见他毫不服软并亢声争辩，命人痛笞百余杖。何心隐伤重难熬，死于狱中，时年６３岁。
　　何心隐死后，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和震动，许多生员聚集起来，抨击张居正的施政措施，由此在武昌酿成一场学潮。
　　何心隐对于阳明“心学”的继承和发扬，在于他批判了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明确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的进步思想。
　　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另一位大思想家李贽的心是相通的。李贽也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产者但说生产，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
　　然而，何心隐的理想社会，则比李贽走得更远。他是要以“朋友”这个体作基础单位，聚合天下豪杰的力量，由下而上重建成一个新的道统；其思想对当时社会冲击最大的是对“五伦”的重新定位。

　　“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构成古代社会的五伦，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人伦关系。
　　平心而论，何心隐有着独立见解，而且社会活动能力很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他以布衣倡道，其学术思想风靡一时，吸引着上千上万处于贫危艰苦状态的劳苦大众。但它存在先天性的弱点，完全缺乏实现的可能性，时人送给他一个生动的外号——“狂禅”。
　　日期：2012-04-14 20:54:54
　　异端之死
　　关于何心隐之死，从古至今基本上都是这两种说法，一是认为，何之死与张居正有关，是张的唆使；另一种看法与此相反，认为与张居正无关，而是王之垣为献媚于张居正而下的毒手。
　　前一种说法是为了应验何心隐早年的预测：“杀我者必夫也！”未免太过勉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也是当时一般的看法。

　　事隔十多年后，也就是万历十八年（１５９０年），隐居于湖广麻城龙潭湖芝佛上院的杰出思想家李贽刊刻了他的传世名作《焚书》。
　　在这本书中，有一封李贽给友人的《答邓明府》就极力为张居正辩诬，开篇即言：
　　“何公死，不关江陵张居正事。”
　　作为何心隐的挚友也是论敌的李贽认为，何心隐这个人平生过于自傲，当他与张居正相遇后，反而觉得自己为对方的精神所震慑，所以内心深处时时惴惴不安。
　　李贽推测，大约是后来地方官员听说到张、何之间曾经有一段过节，企图以杀何而邀功也未尝不可，但决不会是张居正授意让他人出面去执行的。
　　李贽也不是凭空臆测，他的理由摆得非常充分：

　　“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
　　就是说，凭张居正的本事，干不出这种小家子气的事儿。
　　书信最后做出被后世论者引用上万遍的经典结论：
　　“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心，则二老者皆吾师也。”
　　日期：2012-04-14 20:56:43

　　异端之尤李卓吾
　　说到李贽，他在晚明乃是黄毛小孩都知道的一代大儒。李贽出生于南国福建泉州，李氏家族原姓林，后改宗李。李贽的故乡泉州是古代中国一大港口，连结中外文化的窗口，自唐以来就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李氏远祖多从事商业活动，二世祖林驽壮年曾开着商船不远万里到江南一带经商，事业有成，家财百万，是泉州的商业巨头。
　　如此宽裕的家境背景令人艳慕不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传至李贽祖父林义方时，家道中落，真应了那句富不过三代的谚语。李贽的父亲林白斋以教书为业，李贽自幼丧母，家中生活很是拮据。李贽从小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诗》、《礼》等儒家经典。

　　苦命男儿李贽在经受家庭的种种不幸，历尽种种磨难和困苦，父亲与祖父接连故去、连丧二子二女的锥心之痛后，国难也随家难一起降临，真可谓祸不单行。
　　李贽在家守制期间正直“倭寇”征掠，战火烧遍了东南沿海，百姓遭受着侵略者和庸官贪官的双重压迫。同时也亲眼目睹了腐儒治国无能，亲身感受到专制体制下的官场氛围和程朱理学对人性的沉重压抑。这一切促使李贽去重新思考社会、思考人生。
　　李贽三十岁那年，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先后在河南、南京、北京等地漂浮不定，做了二十多年的小官，最后官至云南姚安知府，相当于今日的市长，这个官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李贽为官清廉，性格耿直，所提出的安国利民之措施总不为当权者采纳，与上司常相抵触，这使他对官场生活深恶痛绝，对维系现存制度的程朱理学深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