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二月十五日,耗时多年的《万历会计录》终于刊刻完毕, 装订二部, 一部进呈御览, 另一部送史馆采录，再陆续印刷颁行省直边镇, 一体遵守!
　　《万历会计录》是张居正经济改革理财实践的结晶，张学颜编写会计录不仅是为了备有司遵循、计臣披阅, 而且更为了供皇上资治。
　　两位张大人很有远见卓识，不仅仅希望通过编纂这一本会计录，达到有据可查、永世垂范的效果，更可能希望能够通过引起皇帝的重视，不断鞭策皇帝体恤民众耕作、生活之艰辛，以达到祈求皇帝广施仁政、勤俭治国的目的。
　　时过半个多世纪，张学颜的老乡理学家孙逢奇追念起这段往事：明代三百年富强，未有如江陵时。公（指张学颜）实与之同心共济，故能拓疆富国。此后边政废弛，不复见赫声濯灵之景，不能不令人思江陵耳。
　　日期：2012-04-14 20:42:02
　　8.强权首辅与异端思想家
　　狂人何心隐
　　万历七年(1579年)九月二日，泰州学派的巨擘何心隐瘐死狱中，一时舆论大哗。举国上下的士人都在私下里传播着有关何心隐惨遭横死的真象。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人，他在三十岁那年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了江西省会试的第一名。
　　本来何心隐前途无量，仕途一片光明，但出人意料地是，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弥漫的年代里，他毅然破天荒地放弃了当官的机会，师从儒学大师颜钧，并接受了颜钧平民化、通俗化的儒学理论。从此树立起人生一大理想，致力于社会改革，先后到各地讲学。
　　在讲学中，他倡行师友交通，形成一种势力，即所谓的“会”，藉此来推行社会变革。
　　何心隐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性即是欲。他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他猛烈抨击专制主义，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观点，五伦中，他最看重的不是君臣，也不是父母、兄弟，而是朋友，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某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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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心隐秉承人道主义,认为人之所以是人就要讲仁义，不仁不义就不是人，而是禽兽。所谓仁义，就是亲近应该亲近的人，凡有血缘关系的都不能不亲，尊敬值得尊敬的，凡有血缘关系的都不能不尊。
　　他振聋发聩地呐喊:破除一般的身家，建立一种超乎身家之上的师友关系，也就是“会”。这种“会”代替了一般的身家，把士农工商的身家， 以显以藏于“会”。这种“会”，统于君师，极于朋友。甚至他空想着“农工之超而为商贾，商贾之超而为士”，“士之超而为圣贤”。何心隐幻想着建立“总聚祠、总宿祠、总送馔”，集体教养幼小者和年青人。

　　幼小者长大以后，“冠昏衣食，酌取于祠”。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得到休息与奉养。这样，企图做到“老安”与“少怀”。在一个大家族里，各家庭之间相恤、相翕、相睦。各家庭对国家的“田粮丁粮之征”，应该“尽分以轮纳，尽分以承应”。大家族有总管粮的责任。田产、形躯，“由于亲之所遗”，而实“本于君之所赐”。这个“统于上”的君是何心隐的社会设计图里理想的“太极”，而非一般理解的封建君主。

　　何心隐认为朋友是社会关系里最重要的一环，所谓“交尽于友”。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如昆弟、夫妇、父子、君臣，都没有能跳出一般的狭小的樊篱。只有朋友之交，才是交之尽，才是社会关系的极致。　
　　何心隐以“会”统天下，天下士农工商之家，都“以显以藏于会”。不仅限于把家与“会”联系起来，使家成为会的组成的一部分，在“会”的同一联系下，各种不同的家，若士、若农、若工、若商，也就只有职业分工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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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似乎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主张，然而却更符合“乌托邦”的构建思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划分人的层次，从而管理国家。此类想法的产生都是依托于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之上的，当商人的社会地位开始上升，与商品有关的一系列思想也就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晚明时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荫，商贾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已然凌驾在农工的社会地位之上。所以何心隐将商人的地位抬高绝不是没有根据的疯言疯语，可以为进步人士所接受。
　　不仅如此，何心隐干脆还把农工、商贾、士大夫都在圣贤这一根线上等同起来。此等语惊四座的观点自然无法为时人所理解，就像激流的瀑布与缓和的小溪，最终瀑布还是会流入小溪。
　　日期：2012-04-14 20:47:43
　　实践
　　何心隐说到做到，他积极建立这种“统天下”的“会”，并逐步扩大“会”的组织。自称从事着 “潜龙用功”的活动。
　　在以后的十九年里，何心隐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北上京师，南及八闽；东到东海，西至重庆，到处“以朋得朋，以友得友”，把他所结识的人，都登记在他的手册里，方便交往联系。

　　当时的湖广巡抚王之垣在《历仕录》中回忆：何心隐“著伍脱逃各省，及孝感县，倏往倏来，假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中间不法情罪甚多”。
　　沈德符野获编也称：妖人遁逸条说，“粱汝元以讲学为名，鸠聚徒众，讥切时政”。
　　何心隐企图通过这种活动，“聚英材以育之，将使英才布满于下。
　　何大狂人大胆地在宗族内进行理想社会，即“聚和合族”的试验。
　　何心隐要求破除一般的身份与家庭的限制，建立起一种超越身份与家庭的平等师友关系。如此一来，士、农、工、商就没有了身份的差异，而只有职业分工的差别。

　　理论联系实际，他真的把合族人都召集起来，成立一个“聚和堂”：有钱大家分，有饭一锅吃，有房大家住，有学共同上，有老集体养，婚丧一起办。　
　　颇似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
　　日期：2012-04-14 20:52:25
　　大家不禁要问，何心隐有什么灵丹妙法保证这么一个庞大的聚和堂的经营运转，实现了四百年前的个体小农经济的合作化经营呢？
　　原来，何心隐精打细算，管理有方，他设管粮12人、催粮24人、征粮72人。这些职事人员不脱离生产，也无任何特权和额外利益。税金由“聚和堂”按全族田亩数计算统一交纳，聚和堂正是通过这种严密组织、精细分工，完成它的农业经济合作化，因此也被后人称为明朝后期中国大地上进行的一次乌托邦试验。然而好景不长，“聚和堂”仅仅维持了十二年就陷于崩解。永丰县县令强迫人民缴纳额外的赋役，但由于“聚和堂”实行的是财产共有，赋税统一上缴，所以永丰县县令此举遭到了“聚和堂”的集体抵抗。

　　“擒贼先擒王”，县令以聚众抗税之罪将何心隐抓进了牢房。“聚和堂”群龙无首，自然解体。
　　何心隐而被当局定罪入狱，判绞监侯绞刑，也就是现在的死缓，后经泰州学派的同门好友程学颜等人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刚刚出狱的何老狂人还不安分守己，他又千里迢迢北上京师，结交了不少当朝高官显宦和社会名流。
　　何心隐经过耿定向介绍与血气方刚的张居正相识，张居正时任国子监司业，尚未进入中央政府掌权柄政。
　　关于两人最初在哪里相识，现存的各种史书说法不一：有说在寺庙，有说在耿定向府中。
　　但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他们交谈以后，互相都很不愉快。

　　讲会那天，张居正坐在北面，何心隐和耿定向坐在南面，大兴令吴哲和耿定理坐在西侧。耿定向邀请张、何二人互相切磋学问，品评对方。
　　何心隐语带挑衅地问道：您身在国家最高学府，应当知道《大学》吧,您有何高见？
　　这个问题就如同现在某个民间业余爱好者质问中央党校的校长，你可曾听过马列主义？真是侮辱智商。
　　机智的张司业索性没做正面回答，他不甘下风，咄咄逼人回敬他：你时时都想展翅高飞，最终却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