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4-04　12:32:42

　　8.5东方没落
　　周幽王在位时赶上日食与地震实属巧合，然而周文化高度自警的性格使这些自然异动显得极不寻常。“西周三川皆震”，太史伯阳父预言道：“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国语·周语》）跳转到生物学爆发的19世纪，我们或许容易将文明理解为有机之生命体，其自有出生入死之全过程。
　　“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系统自杀式的自我破坏性证明，西方拥有杰出理性的想法是错误的；十九世纪的欧洲人凭本能所理解的文明与野蛮之别，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之后，几乎完全分不清楚了。”——福山《历史的终结》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尽管预言了欧洲的昏暗前景，但心底还是抱持着欧洲中心论，他的悲观中实能见出自信来。而在二战期间的1940年，中国的林同济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陈铨、雷海宗、贺麟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这批学者就是名震一时的“战国策”派。他们基本持有“历史形态学”的观念，并认同当时的世界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是民族争存的紧要关头，他们打心底地相信正义却无法依靠正义，正如韩非所说“当今争于气力”。故他们必致力于重建文化，提升国力，以振兴民族。其论或易遭非议，然其用心不容置疑。

　　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自是沧海桑田，一度是“晋国天下莫强焉”，转眼就是“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周赧王时期，周室分为“东周”和“西周”，竟发生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荒唐事。公元前255年，秦灭西周；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至此，周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八百年的封建体系完全崩塌，中国进入帝制时代的前夜。华夏文明早早地经历了此劫，更提前上演了惨烈的“世界大战”，其跨度之长，为祸之烈，并不让于近代欧洲的任一战事。然我们不能止于肤浅的历史类比，华夏的危机暴露的是全人类的病征。

　　她此刻形容憔悴，命运堪忧，即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淘汰论十分贴合兼并势态，但进化之精髓却未见于累累尸骨。此时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机关算尽，恃强凌弱，皆使人心情沉重；此处的政治分赃、军事瓜分、屠杀暴行、以邻为壑、……展露了丑恶的国际交往。除贡献了多场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乱世究竟诞生了何种于文明演进大有裨益的东西呢？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苦水难咽，百家争鸣不过是一种不舒服的“打嗝”罢了；列强争霸中展现的新气象也不过是在增加着“国家不幸”。

　　“生”与“仁”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主题，中国往后的一切灾难，大都是因为背离了此二者。弱肉强食的大环境下，为政者不仅追求制度层面的高效率，诸如打击贵族，变革赋税，重构吏治等，也极其注重外交与人事关系上细节的处理。“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平原君自然晓得，为了不背上“爱色贱士”的骂名，忍痛割爱，竟以一笑之故杀美人，硬是把“荒唐过分”变成了“合情合理”。如果这是君子之举，便是一个正义沦丧时代的缩影。再看异化的制度，赋税制度与土地政策的改革均为增加财政收入，而为了驱使人民全心耕战，诸侯国先后收紧基层控制，更严防逃亡，甚至公然推行愚民和恐怖政策。此间法家逐渐脱颖而出，与君主互相利用。如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废除世卿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各国出于征服、戍边考虑，使郡县制得以普及，而在设置郡县的大潮中，官员造福一方的表现将成为仕途考核的关键，上计制度流行开来，但官民矛盾初步显露。郡守已不再是“封土受民”的诸侯了，他们与国君开始发展衣食父母与左臂右膀的关系。秦国倚重靠取人首级进爵的军功制，流毒深远，其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于诸国中又最为发达，以至于后来秦始皇每天需阅览几百斤的公文，且空虚太尉一职。但是物极必反，商鞅作法自毙尚是小事，秦国自此走上不归路则是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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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韩非之流对传统道德的彻底颠覆，宣扬赤裸的军国主义，推行刻薄的专制主义，在“伴君如伴虎”之前，掀起“换君如换骨”的政治实验。十六世纪初意大利出现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强权主义学说，它崇拜“力”，在政治上蔑视一切仁义道德，为达目的，不惜玩弄任何权术与手段。西方的乱世固然也会出现了此类研究统治术、鼓吹君主专制的学说，1532年于罗马出版的《君主论》从标题到内容都清清楚楚地印证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时值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才是时代主流，《君主论》在二十年后就被列为了禁书。相反，东周时期的中国则是“礼坏乐崩”，人心不古，危险学说笑到最后，“人性解放”反倒如梦幻泡影。

　　东周的趋势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孔子坚持的是西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家曾惋惜礼崩乐坏的华夏秩序，寄望于周室能成为类似于今日联合国式的世界仲裁力量，这其实也是坚守正统文化的本位，认同礼乐文明的优越性。苏秦曾经指出，如果东方六国真能齐心协力西向攻秦，则秦不可能有招架之力。这就意味着华夏世界内部的联合才是解除虎狼威胁之基础。然而华夏的崩塌有虎狼之秦这个外因，也必有不堪之内因。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苏洵尖锐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六国论》）东周时期，中国诞生了两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与寒食节。这两个节日背后分别背负了屈子与介子的伤痛。端午节寄寓了一个追求真善美的诗人以死求解脱的义事，屈原的走投无路与彻底绝望，源自一个昏君与一个纵横家的配合。寒食节寄寓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哀。历来传闻的介子推“不食君禄”，急流勇退，大概只是政治的俗套。庄子说：“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庄子·盗跖》）通过这两个节日正有助于后人认清那时代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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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华夏世界的崩塌没有峰回路转，仍是跌入深渊，但所幸劫难是短暂的。不得不承认，不论诸侯如何越制僭礼、以下犯上，他们的思维、行动、视野始终跳不出周人所构建的文明体系，再怎么翻江倒海仍只是在周文化圈里打闹，他们的贪婪抑或追求都不过是些既有的事物。即便是楚国这样的圈外人，仍然按耐不住要往圈内挤，醋溜溜地自封为王。秦始皇再怎么改天换地，宣传上还是发挥旧有的政治资源，自我标榜时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归主流价值。“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周的国家联盟国体以及社会制度也许陈旧了，但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却不过时。这就意味着，当乱世终结，礼乐仍然还要回来，历史不正是这样的轨迹吗？此是后话。

　　正如二战后人类的进步，并不是由战争本身推动的，也不是仅由宽恕带来，而是通过深刻的自省来实现的。人类只有悟出科技不能替代人文，和平共处是福等等真理，才能避免劫难的扩大化，使奥斯维辛止于一个历史事件，而非不断发生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