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4-11 01:03:46

　　第九话都会的白天黑夜
　　嗓子：为变革喝彩！
　　磨牙：变革是吊诡的。他一边制造了无数的可能，同时也毁灭了无数的可能。
　　9.1国富论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澙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段显示出周天下的地大物博，对于一个古代探险者而言，这些风物是极具诱惑性的，而对于一个志在天下的征服者来说，欲望与雄心，仿佛为此而生。李斯以此说秦王，正是投其所好。然而各经济区域也实有沟通之需要，正如《荀子·王制》所言：“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紜、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如何全盘激活区域优势，运转各种资源，皆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常态的封建主义是“诸夏亲昵”的和谐秩序，它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绝佳的制度支撑，然而帝国意识不断侵袭着封建体系，使周天下共有之资源变为邦国争夺的猎物。按照荀子的思路，推崇仁爱、管制宽松的国家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引移民与资本的流入，这在近世欧美已然被证实是可信且可行的，然此处有一前提，即具备免却巨大干扰的国家实力、社会环境与地理条件。在东方乱世，一国欲追求理想铺展宏图，必先面对生存危机，王霸之路，强弱之途，生死攸关，若不能利用尊礼化干戈为玉帛，那么便会被拖进丛林世界，煎熬于军备竞赛之中。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其路矣。”（《孟子·公孙丑上》）在此，孟子呼吁宽松的经营环境与合法的市场保护，代表了商旅的利益。荀子表达出一种更宏大的愿景——“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然而这似乎是天真的，因一切资源都是政治军事资源，荀子曰：“工商众，则国贫”。有理；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孟子·尽心下》）亦有理。这两种不同意见只是角度的不同，所反映的实质问题并无二致。

　　资源竞争的风潮自然由天下蔓延至邦国内部，私族也运用搅乱市场的方式对抗公族。姜姓齐国原有量制分为豆、区、釜、钟四级。四升为一豆，各自以四进位，一直升到釜，十釜就是一钟。陈氏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旧制，只使用豆、区、釜三种量器，分别加大了四分之一，钟的容量更大。陈氏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粮食，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结果人民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陈氏以此收拢人心，为政变积蓄实力。毋庸置疑，商业战争的运作还是齐国人最为纯熟，“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道理知者甚众，然而管仲能将市场规律与天下政事紧密相连。

　　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管子·乘马》
　　如此，管仲将粮食战争当做外交政治的一柄利器，他见鲁、梁百姓织绨，就让齐人穿绨料，高价收绨，绨价大涨。鲁、梁获益，弃农织绨，管仲见机改让百姓穿帛料，关闭边境；鲁梁告急，只得从齐天价购粮，三年后鲁、梁归顺齐国。制服鲁、梁后，齐国又高价收购狐皮，诱使代国弃农经狐，错过粮季，代国库告急，又临敌入侵，只得归顺齐国。管仲还引诱楚人贩鹿驯鹿，丢弃农业，等到断粮时，齐国闭关，楚国又大乱。

　　在充当政治工具之外，商品经济也必然遭受来自政治的阻碍与挟持。且说《管子》一书，内容驳杂，无论有几分管仲的思想，确实是有将国家控制模式凌驾于自然秩序之上的倾向，如按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固化了自然衍生的人群之分，并规定子承父业。其实在荀子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这仅是道义要求，一样的道理，农也要像个农、士要像个士、工要像个工、商要像个商。然《管子》之策并非对自生自发秩序的引导规范，而是对社会活力的扼杀以及对民俗的破坏。据《韩非子》所录，齐桓公在征求管仲的意见后下令于民，即“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这项生硬的国家指令是为了解决“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的尴尬。然齐国宫廷何以有许多年长未婚的女性，可能相当一部分出自管仲于临淄开设的“女市”，此堪称世界最早的国营妓院之一。设立官妓无非有两大用意，一是“富国”，为国家财政开源；二是逢迎君主，招揽人才，增强羽翼。或问女色竟有此效？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

　　国家的功利倾向受到儒家的密切关注，荀子尖锐地指出，像卫成侯、卫嗣公这样的诸侯，是搜刮民财、精于计算的国君，未能取得民心，而搜刮民财的国家会灭亡。亡国之君总是富了自己的箱子、塞满了自家的仓库，而老百姓却贫困不堪，这叫做“上溢而下漏”。法家对国家“中饱”之现象颇为忧心，只是因为腐败喂饱了中间阶层的奸吏，却使“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饿于下。”（《韩非子》）为了实现强国之梦，强硬的君主加上严密的国家管制势在必行。家给人足给人的印象似乎便是国家富裕，然而国富未必民富，国穷未必民穷，藏富于民的道理在乱世显得尤其珍贵。

　　商品经济发展在思想界的阻力主要来自法家。法家历来便不重视私有财产，农业经济个体化与土地私有化的光辉只在冲破宗族经济的浪潮中灵光一现，此后以邦国为单位的资源竞争将极不利于私有财产的发展，课役农若是耕战基石，那么工商终会成为“末业”，连同人民的自由一起。政治权谋与生财之道也确有相近相通处，政治人物如果经商，往往也能干出一番成绩，姜太公、范蠡、子贡三人都是游走于政道与商道之间的杰出人物。吕不韦以嬴政作为资本，等待时机，捞取名位。“奇货可居”的思维固然体现了商人的锐利眼光，然而这并不是商业的光荣，而是政治的胜利，是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