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4-03　01:34:06

　　8.4名利之场
　　超脱名利者向被视为圣贤，然追名逐利者各有初衷，志趣相异，亦不可一概归为俗类。正如奠基时代的英雄，他们自然功成名就，而其后继者又该以何种价值取向去成就自我？他们的目标何在？动力何在？奋发的意义又何在？这似乎需要一堆堂皇说辞。
　　孔子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庸》）夫子认为武王与周公可称孝。既生富贵家，永陷名利场，然高尚非但高不可攀，反而是近水楼台，有位有德，便可更充分更有力地去实践高尚。“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周制的建构者，即军事上的胜利者，他们在得势后还要为自己施加强大的精神压力，并设置重重制度束缚，这或许就是孔子“宪章文武”的一大原因。他们何以如此？一颗“孝”字将问题化解，孝就是“政治正确”，祖训式的政治理念藉此传承下去。

　　天子有先见，也有失算。这个失算是由于对人性的估计不足而导致的。制礼作乐者万万算不到那天下莫强之晋国，在分崩离析之前，足有五次以上大政变。惯看争权夺位，品人性之况味，便知此类“失算”将永远存在。
　　且看几位历来被充作励志典范的先秦名人。越王勾践当日被困会稽山，欲求一线生机，宁以妻为吴王侍妾作条件，被拒绝后还一度准备杀妻儿，与吴决一死战。妻室是财物也就罢了，君主们大多还是愿意与贤士共国，故天下几为游士乐园，何止是楚才晋用，荀子乃赵人学于齐，鲁仲连乃齐人游于赵。然而这更是一个动荡不堪、价值紊乱的时代，君王渴望“战胜于朝廷”，在“争相倾以待士”的乱世，游说诸侯者无不想做羁旅之臣，秦封卫鞅于商，楚封田忌于江南，当然良禽择木而栖，如果另谋高就，“辞封”也是可以的。故一些游士为前途甘愿锻造冷血，泯灭人性，闻之悚然。

　　为人素仰的吴起原是个游仕破家的弄潮儿，因母死不归而与老师曾子决裂，此后演出一幕“杀妻求将”的丑剧，却对魏武侯大谈“在德不在险”。而苏秦刺股自虐以干禄的执著更是一时风尚，流毒甚远，南怀瑾也作如是观——“讲实在的，基辛格还不够资格与苏秦相提并论，比之苏秦那两个小兄弟苏代、苏厉，还差得多。（《孟子旁通》）”当然，也不能将社会之弊归罪于一人，苏秦“归至家，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此种炎凉，人皆难熬。

　　贵族的权势令人神往，晏子的车夫曾小人得志，意气扬扬，其妻不满他的自满，威胁要离开他，结果逼得车夫改头换面。孟子讲了一段著名的故事，说齐国有个男子总是酒足饭饱后才回家，并对妻妾炫耀自己都是和有钱有势的人一起吃饭。后来妻妾起疑，尾随一探，竟发现丈夫向上坟的人乞讨，以此果腹，这是社会虚荣心之一例。范雎更苦，不仅被打得“折胁摺齿”，丢在厕中淋尿，装死后还要改名存命。孔子说：“不有祝鮀（卫国的口才大师）之佞，而有宋朝（当时的花样美男）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张仪说他有一舌足矣，果不其然，他在楚怀王眼里抵得上“黔中地”。

　　秦相应侯曾拿秦王之狗来举例，羞煞天下之士，他对秦王说：“（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战国策·秦策三》）利之于士，如骨之于犬，可作如是想，可行如此事，却不可说如此话。尊贤礼士的姿态是必须的，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先以郭隗为示范，筑宫而师之，一时“士争凑燕”，乐毅从魏国来，邹衍自齐国来，剧辛从赵国来，竟也传为佳话。世上本没有黄金台，只是后人愿意相信有那么一个黄金台。秦孝王通过一道“求贤令”而使秦国人才济济，国力日上。宋国使者曹商在大思想家庄子面前炫耀秦国赐他的百乘车马（最高不过万乘），庄子讽刺道：“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 孟子虽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但他也不认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庄子·列御寇》）人性是吊诡而神秘的，古今中外多少言说都不能揭开人性的面目。孔子还是本着“不知为不知”的学风谨慎地说了句“性相近，习相远。”告子认为性无善无恶，而孟子的“性善论”努力为丑恶遮羞，只能是欲盖弥彰，实际上的赤子之心不就是“有奶便是娘”嘛！而荀子的“性恶说”似乎因果倒置，向丑恶的现实屈服。言过否？性恶论毕竟为摧毁宗法制的思想基础、树立君主专制立过功，为法家主张暴力，倚重刑罚提供了理论依据。

　　古老的联邦制陷于危境，天下散乱，时兴的谶纬之学便是对不明朗之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秦火便不去“卜筮之书”。以“礼坏乐崩”为表征，旧的价值体系全面瓦解，“五蠹六虱”之论足见思想领域的极端混乱。社会风气也严重堕落，谲诈萌生。此时“以下犯上”尤为普遍，“术”、“法”、“势”、“利”、“刑”、“霸”、“谋”等功利成分泛滥，涌现出“王霸之争”、“义利之辨”、“性恶论”。百家争鸣之潮中，刑名法术者、纵横家、阴阳家等实用型人才都在享受乱世，曾经的贵族文化日渐消沉。樵夫钟子期病逝，晋国上大夫伯牙竟感“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传统文化与主流价值逐渐式微。颜回说得好——“夫子推而行之（道），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乱世的社会是畸变、非常态的，弘扬主流价值、赓续文化传统的孔子不能见用于诸侯，“是有国者之丑也”。

　　有一种关于苦难的美学叙事，总有人沉湎其中，尤其是没有经历过乱世苦难的男儿总是幻想着仗剑江湖，遍干诸侯，封侯拜相，一匡天下，中毒不可谓不深。试问那些有关善、德、仁、义、礼、信的传统何处去了？《老子》有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句话向来被认为反仁义，其实只是疯狂时代的又一宏大叙事，是“未尝离事而言理”之又一例也。总有人能从乱世中找出秩序来，但乱世还是乱世。常听人言“战争中孕育着和平的希望”，这无疑是事后诸葛亮的口吻。“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神秘辩证也不能滥用。那些丑恶所附带的光明并不能掩盖丑恶本身，大倒退虽夹杂着小进步，仍旧是倒退。或许把黑暗说得光明是为了给人希望，可希望本不在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