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4-01　13:23:10

　　8.3兵荒马乱
　　魏文侯问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也。
　　——《新序?杂事五》
　　国家穷兵黩武，罔顾民生，则难逃败亡，这几乎是历史定律。大国并小国，再到秦灭六国，直至秦之速亡，都是明证。而各国变法又是为何？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增进人民福祉，抑或只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先人显然没有这些考虑。联系晚清的洋务运动便可知，变法是应对时势的自强之举。没有对比，何来强弱，无强弱之分，又何须自强，何必变法？正是生存逼出“以战驭国”，以致于出现一系列连锁效应。

　　重农并不新鲜，而农家学派打着“神农”、“后稷”等旗号叫嚣，这才是时髦。重农主义其实是对周人尊农传统的教条化，所谓物极必反，“末业”被判无益，此流毒深远，终导致短暂活跃的商业为军国主义所摧残。以农养兵或者“耕战一体”促使诸侯对农事空前关注，各地农具翻新、施肥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粮食产量，这还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家不仅要“粟如丘山”，还要能“粟支十年”。农业又从田间地头的实际操作深入到思想领域的研讨。《管子》中的《度地》主讲水害防治，《地员》略论土壤物产，《吕氏春秋》中的《上农》属宏论，《任地》、《辩土》、《审时》三篇则详解耕种细节。其他如《神农》、《野老》等农学著作则告失传，而秦火不去“种树之书”，更可见其重。

　　虽然各国水利灌溉及运河工程大量涌现，但从“以邻为壑”的险恶、郑国渠乃是疲秦之计、苏秦轻易玩弄东周与西周等等这些事例来看，诸侯中少有真正认识到水利工程之价值的。而秦国依靠关中的郑国渠与蜀地的都江堰，为高强度的对外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天文历法也得到了重视，实用数学派上用场。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建筑机械工艺也突飞猛进，以鲁班的出现为标志，据说他甚至研制出一种飞行物。行军布阵再不能靠“老马识途”，自然要求地图绘制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处乱世，内有生老病死，外遇血雨腥风，愚民智而不能弱民质，故医学大可作为，“决死生”是此时良医的标准，虽然医术还比较粗浅，绝对谈不上“神医”，但扁鹊毕竟被追为中医鼻祖。秦火不烧医药之书，亦是理所当然。正如二十世纪的一战、二战会增进科技，春秋战国有这些新气象也属正常。

　　地缘政治环境的重要性实已无需多言，试想将雅典置于战国百万雄师之险境中，谈何生存？而边患深重，以致北方的燕国在受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周室的政治联系处于中断。故诸侯多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且看赵武灵王之言：“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赵国毕竟做出了极佳的反应，他们不但修筑长城，更不惜放下部分传统，全力推行“胡服骑射”。这是一次正式组建骑兵部队的革命性举动，而成书时间大致与此相近的《吴子》便论述到骑战。凡创举，必是积淀与机遇俱备，“胡服骑射”正是如此。“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荀子?议兵》）造父即赵姓始祖，他是周人战时体制的受益者，因善御有功而得穆王封以赵城。“造父之御”后被视作治国技艺的象征。

　　《老子》有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马作为一个物种，竟“忽然”被吸纳进人类的一个兵种，成为军事的一大主题。相马术风行，伯乐的《相马经》便是世界上最早的相马著作，而“唯马首是瞻”竟也成了政治套语，此后“伯乐”、“鞭策”之语更直抵灵魂深处，此皆可堪探究。车战时代，人困马乏，苦不堪言，到了骑兵时代，已非原班“人马”。人、车、马三者相合的难度肯定大于人、马二者相合的难度，骑兵果真就轻便不少，其高度机动性使“速战速决”成为可能。

　　既是为战而备，马之外，人更需炼成钢铁。近人贵远贱近，将古希腊的长跑名将斐迪庇第斯奉为神话，此人从马拉松跑到雅典中心广场后力竭而亡，全程推算40余公里。然按照魏国‘武卒’的录取标准，一个合格的战士应该穿
　　上三种依次相连的铠甲，拿着拉力大约为十二石的弩弓，背着装有五十支箭的箭袋，把戈放在那上面，戴着头盔，佩带宝剑，带上三天的粮食，半天奔走
　　一百里以上。这类士兵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不能说一声“我们胜利了”便光荣死去，他们冲锋步卒的升级版，其任务多是远程奇袭。所谓“兵贵神速”，吴王阖庐攻楚国前，便选拔了大力士500人，善跑者3000人，结果五战五胜，攻陷郢都。
　　秦国的崛起最终宣告周人战争体制的过时，单是其兵器制造就几乎被纳入标准化生产。其实秦军精良的装备得益于各国在武器研发与升级换代上的比拼，闭门造车哪里行得通，如杀伤性大增的多戈戟出现。再看吴越之剑、燕国之锯、秦国之弓弩等等，尽是杀人利器。“兵者不祥之器”乃是时人之共识，凶器为战而生，故人们愿意相信武器源出于黄帝与蚩尤的久远战争。东周名剑辈出，有棠溪、龙渊、太阿、干将、莫邪等，时人竟夸大为“陆断牛马，水截鹄雁。”秦国将青铜剑的铸造发挥到极限，威力与长度均是一绝，以致嬴政遇荆轲行刺时不能立马拔出长剑，一旦拔出后又能顷刻断其左股。

　　秦能斩首百万之众，在于全面战争已经打响，各国之间开展军备竞赛，兵员大增，对战形式、兵种、征兵制都发生巨大变革，战争不再是以往的有礼有节与小打小闹，“折冲樽俎”不再从容，真刀真枪更是惨烈，故“人屠”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也并非天方夜谭。我们若忽略混战中的人口锐减，而独以秦朝剩下的人口来推断战国时代的人口，不亦大谬乎！
　　“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于此这大时代，兵家开始自成一流，它以诡道出发，借军事参谋的地位，以“三令五申”之类的纪律治军，以《孙子兵法》为著作代表，把军事理论系统化甚至哲学化。世界上最早的军事专著《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赵括接替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不知变通，结果被秦军大败。虽是纸上谈兵，倒折射出时代之主题。战争是一切期望改变现状者的黄金机会，尤其是君主，他们将借助战争实现私欲野心的扩展，最后达到至尊地位，齐国的《宣王兵法》与魏国的《惠王兵法》都直接冠以君主之名，这仅仅只是“王者”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