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智慧，是埋在沙里的金子，被人抛弃的多，被人捡起来的少。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真谛之中，有一句，应是所有职场年轻人的座右铭——“穷则思变。”
　　这里的“穷”，是“穷途末路”的意思，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没钱”。
　　穷困，就是动力。
　　穷困，就是契机。
　　穷困，就是点燃生命的导火索。
　　你几十年的人生，是满载而归还是两手空空，就在于这穷困是否深深地刺激了你。

　　因为穷困，你没有尊严！因为穷困，你没有自由！因为穷困，你连动物求偶的需求都实现不了！你难道还不想奋起吗？
　　常看见有一种文人的清淡文章，说我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滚滚红尘所惑；说我过的是悠闲晒太阳的渔夫生活。
　　这种精神自慰，和阿Q有什么不同？
　　不为五斗米折腰，难道可以吃空气、喝西北风么？
　　这种教人懒惰、教人自甘平庸、教人往低处走的文章，不管拉来庄子还是老子作虎皮，其实就是三个字：“我无能。”
　　因此，你不要相信他们。
　　记住了：黄金屋，你可以有；颜如玉，你也可以有；但是，假如你没有信心和智慧，你就什么都不可能有。

　　智慧是可以学到手的，信心要靠你自己来建立。
　　我们已经不是封建士大夫时代了，想悠游林下，没有千万家产，行吗？
　　所有那些写出“我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当代文人，哪一个不是牢骚满腹？哪一个不是内心充满屈辱？哪一个不是任人驱遣、诚惶诚恐？
　　他们能是现代陶渊明吗？
　　所以，所有的青年，都应该明白：赚钱的路数和技巧很多，你们只要肯学习，就都能掌握。你们所缺的，就是一个决心：
　　“彼可取而代之！”
　　当初的青年项羽，比你们多些什么吗？一点也不多。

　　他能起于草根，你们就就也能。
　　——信不信由你！
　　下面，我们还是接着向古人学习吧。

日期:2009-02-15 06:51

　　明朝为现代商业格局打下了底子
　　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了刘邦、朱元璋出身低微之外，几乎都是贵族出身。即使刘邦，也是基层小官，算是体制内的。
　　而唯一以农民身份做了开国皇帝的，只有一个朱元璋。
　　朱元璋，就是成功了的李自成、洪秀全。
　　后两位一直到现在，也还背了个“贼”名。

　　其实，他们都是真正的草根英雄。
　　朱元璋更可称是历史上唯一的人民皇帝。
　　他是人民起义拥戴出来的皇帝，而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
　　朱元璋坐了龙椅以后，也基本上是一位人民的好皇帝。他之所以勤于问政，绝非因为像杨坚、李世民那样要以政绩来洗刷篡位之嫌。
　　他是没忘本，没忘“阶级苦”。
　　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了，要想它完全符合群众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国家有国家自身的利益。它要靠赋税来养活官员，维持统治。

　　“闯王来了不纳粮”，只是一句宣传口号罢了，没有可操作性。
　　完全免税的国家，是没法生存的。好的国家和不好的国家，区别就在于赋税是否收得公平。
　　朱元璋登基后，在赋税方面，做了两件利民利国的大好事，一是清理户口，二是丈量土地。
　　这都是为了收税公平，减轻群众负担。
　　朱皇帝把全国人民分为三大类：民籍、军籍、匠籍，清查得十分严格。把人口数目调查清楚后，就登记造册。
　　这叫做“黄册”，作为税收和服劳役的依据。

　　人口查清楚了有什么好处？可以防止豪强大户隐瞒奴仆户口，偷税漏税。
　　丈量土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土地查清后，就绘制“鱼鳞图册”（地图），作为收缴田赋的依据，这是为了防止大户人家隐瞒土地而漏税。
　　豪强大户没法逃税了，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也就相应减轻，两者之间是最简单的因果关系。
　　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的某些部门，未见得能有朱皇帝这种民本意识。

　　征税本来是面向全民的，那么就应该把所有征税对象的收入情况搞清楚，然后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这乃天经地义的事。
　　可是现在，工薪阶层的收入明明白白，富人的收入却是暗箱状态。有多富？不能查，不敢查，怕打击了富商的积极性。
　　什么都怕，就不怕不公平！结果越富的人，缴税相对却越少，“马太效应”愈演愈烈。
　　所以，我们未可小瞧朱元璋这位皇帝的“人民性”。
　　不过朱元璋也并不仇恨商人，沈万三只是一个特例。

　　明朝对商人实行的是轻税制，商税三十取一，也就是3.3%的税率。这不用多说，轻税就是为了鼓励经商。

日期:2009-02-16 08:12

　　朱元璋善待人民，人民自然安也就反哺国家。我前面说过，华夏民族只要给它安宁，它就会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明初制定的宽松政策，虽然后来有所变质，赋税逐年加重，但毕竟给了人民一个喘息、恢复的时间。
　　这样，经历了200年后，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繁荣发达之势。
　　特别在张居正推广了“一条鞭法”以后，对商业繁荣的推动更大。
　　所谓一条鞭法，简单地说，就是将部分劳役摊入田亩，田地多的人家要多服劳役，这就避免了富人往往不服劳役的弊病。
　　而劳役和赋税都可以折成银两，富人可以“出钱代役”，也就是交钱给政府，由政府雇人服劳役，不必自己去干活。
　　这个政策，目的是照顾弱势群体，但是惠及了所有的人。
　　它有两大好处：一是，几乎解脱了所有人的劳役负担，让人们有充足时间打理自己的事；二是折银上缴役赋以后，民间对银子的需求量猛增，因而大大刺激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

　　到明朝中期，商人的能量已经很不得了，开始出现了大型的商业资本集团。这就是咱们现在津津乐道的徽商。
　　徽商的大本营在徽州（别名新安）。
　　他们人数众多，资本雄厚，分布在各地，被称为“新安大贾”，算是旧社会里的一股新兴势力吧。
　　明代有一本书叫《五杂俎》，里面记载，徽商中的富豪人家，家藏白银有至百万两的，其余家有二三十万两的，不过是中等商人。
　　徽商经营的项目，首推盐业，其次是布匹，还有茶叶、木材和粮食。
　　他们也热衷于开典当铺，徽商的典当铺那时遍布全国，尤以江浙最为密集。

　　与徽商并肩而立的，是晋商，也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演绎的那一支。长江以北，基本是山西商人的天下。
　　现在有人评说，晋商，堪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并列为“世界三大商帮”，这地位就更不得了啦。
　　山西商人中，最牛的当属盐商。因为明朝要加强西北边防，需要储备粮食，所以规定谁给政府粮食，政府就给谁盐。
　　盐，历来是国家专营的，弄到了盐，就等于发了大财。山西盐商就这样抓住了机会，背靠政府贩运食盐，一飞冲天，成了北方的商业霸主。
　　晋商不仅富甲天下，且讲诚信也是远近闻名的。

　　他们经常合伙经商，参与者都叫“伙计”，由其中一人出资，众人共同经营，按贡献分红。彼此虽没有誓书协议，但无一人藏有私心。
　　如此，拿不起本钱经商的人，生计也就有了保障。
　　而富者也不当守财奴，所获钱财都平分给众伙计。信用，成了他们的“第二资本”。
　　其他的江南商人、闽商、粤商、吴商、陕商，也都各显其能。
　　这些地域商业集团，还在各地开设了本省的“会馆”，也就是商业联络站，组织起各色各样的商帮。

　　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是北京和南京。要发大财，就要到这两个地方发展。
　　其他如杭州、汉口、广州、济南等，也都是商业大都会。
　　那时外贸港口有广州、福州、宁波；长江及运河商埠有武昌、汉阳、荆州、天津、淮安等，水陆商路四通八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