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挥的蒙古大军，不单是灭了金国，还降服了高丽、波斯，占领领了俄罗斯大部，拿下了波兰和匈牙利全境，差一点就打到了维也纳。

　　这样一位枭雄，在我们印象中必是嗜血的君主无疑。可是，他也有仁心宅厚的一面。
　　曾经拨付官银76000锭，替民间贫苦百姓偿还高利贷。
　　不仅他这样做，他治下的一些官员，也有自己出钱、或用自家田地房屋抵押，替老百姓还债的。
　　到了忽必烈时期，也仍然有这样的爱民楷模。
　　万户（官职名，地方长官）严忠济就曾自己借债替百姓缴纳欠税，结果他本人积欠富人钞币43万多锭，欠官库银子16000 多两。忽必烈听说后大为感动，下令免了他欠官库的债，又动用皇家库藏替他还了私人借债。

　　忽必烈见这样的好官还有很多，就下诏说，凡是官员为民负债的，债主不得追债。
　　或由官府代偿，或由官府免去原征赋税。
　　这些官员为民负债，有些是为了替百姓纳税，有些则是为了筹措赈济款。
　　在素以暴虐著称的元代，这样的好官竟然接二连三地出现，真是匪夷所思。
　　可能我们过去对元朝还是有太多偏见吧。

　　窝阔台攻破金国后，一批西域商人（主要是回鹘人）到中原来做生意。他们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放高利贷。
　　那时的高利贷叫做“羊羔利”。意思是：借出的本金好比母羊，下了羊羔，羊羔又长成新的母羊，如此子孙不断。我们现在都能明白，这不就是“复利”吗？也就是“驴打滚”的计息方式。
　　这种“羊羔利”，可想而知有多厉害，几年间就可以完全摧垮一个家庭，民间深受其苦。
　　窝阔台时期，不少大臣上书要求为民解困。窝阔台采纳了这些意见，下令凡是借了高利贷的，都由官府代偿，利息只付到与本金相等为止。
　　忽必烈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只是将替民还债的范围，限定在贫苦百姓为缴纳赋税而借的债。


日期:2009-02-13 15:34

　　当然，这样的好官，只在元朝之初昙花一现。整个元朝，社会道德是在往下走的。
　　其实就在元初的时候，民风已经开始不大淳朴了，有一批泼皮无赖专门借钱给年幼的富家子弟，供他们挥霍。
　　在借据上，泼皮债主利用借债人急于用钱的心理，往往把1锭写成10锭，100锭写成1000锭。等到借债青少年的父亲死后，泼皮债主就开始逼债，图谋夺取人家的家产。
　　元朝皇帝曾经几次下诏，禁止这种敲诈勒索——仇富，也不能这个仇法！
　　那时的官吏还经常向下属借钱花，然后依仗权势不还，下属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

　　这情况在元朝大概很普遍，元成宗就曾下令，凡官吏向部下借钱用，都要有保人、立字据，到期不还要治罪。
　　这一类无廉耻的事，在宋朝以前的各代几乎没有，
　　元代统治者虽然表面上很尊重儒家，把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儒家教育也很普及，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地位并不高，当时就有“九儒十丐”的说法。
　　知识分子在元代是“臭老九”，不吃香，礼仪道德那一套也就成了无用之物，再加上统治阶级不自律，社会风气的败坏也就无可避免了。
　　华夏民族从根本上的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应该说就是从元朝开始的。

　　此外元朝也有典当行，叫做“解质库”。这个情况，就连元杂剧里也有反映，剧里的富人往往都开着一家解质库，就像现在电视剧里的富人都是房地产开发商一样。
　　从元杂剧看，商人的商业道德也开始一落千丈，坑崩拐骗思想渗透了商人的骨髓。
　　有的当铺在收抵押物时，给人家烂钞，人家来赎当，却要人家拿新钞来。人家当的是赤金，当票上却写成“淡金”。
　　人家当的是珍珠，当票上却写的是“蚌珠”。人家拿来的是全新的衣服，却写成“污了的旧衣服”。到了赎当期，还要故意拖延日子，以便多收人家一个月的利钱……等等，不一而足。
　　商家道德的堕落，说明社会总体道德已在崩溃，舆论、良心、法律，都制止不住这种滑坡了。
　　元朝的寺院也开当铺，和宋朝一样也叫“长生库”，而且往往都能设法讨来一道圣旨加以保护。
　　在元朝，没有势力背景的人，开不了当铺。

　　因为有时候不法分子会把偷来的东西拿去当，当铺只要收了，就有可能惹上官司。只有背景强大的人敢开当铺，收了赃物，也有官府给罩着。
　　这种情况很普遍，以至于中书省特别下了文件，鼓励民间开当铺，禁止地方部门以收缴赃物为名骚扰当铺。
　　元代也有官营当铺，官家办的，就要好多了。官铺的名字都取得相当不错，叫“周急库”、“广惠库”什么的，经营宗旨也比较纯正，收取利息很低，是专门照顾贫民的。
　　过去宋代的金银铺很发达，到了元代，统统改叫“银铺”了，说明银子在元代的使用量已大大增加。
　　银铺的业务，和今天的首饰店差不多，是专营熔铸金银器和买卖金银的。因为元朝的银锭也是货币，所以银铺同时也是货币兑换点，老百姓可以用银子向银铺兑换出钞票来用。

　　元朝曾一度禁止民间买卖金银，禁令期间规定银铺只能来料加工，不能自己生产银器出售。
　　好了，关于这个短寿王朝的金融情况，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读历史就有这个好处——从蛛丝马迹中可以读出历史的走向来。
　　自从春秋时期起，我们民族就有“义利之辨”。
　　讲信义和讲谋利，两者之间是有平衡点的，都不至于太过。可是到了元朝，人们视统治者为外来者，高层也不大注意道德建设，结果民间的消极反抗就表现为道德堕落。

　　华夏民族中市井阶层的“小奸小坏”，就是在元代蔚为风气的。
　　此例一开，汉唐之风的那种大气磅礴就一扫而空。
　　“小人”一词，就不再涵盖整个平民，而是专指这类坏了良心的自私自利之徒了。

日期:2009-02-14 09:35

　　第十四篇明朝金融的那些事儿
　　要做大蒜、生姜那样的人
　　我常有这样的感慨：在如今的职场，拥挤着太多迷茫的年轻人。他们拥有这世界上最可贵的财富而不自知，只是一味地抱怨。
　　他们拥有的财富，其实比钱更值钱，那就是——大好的青春年华。
　　青春，是不可再生和复制的资源，是不能失而复得的资本。

　　要成就大业、要轰轰烈烈地活一辈子，靠的就是这个。
　　有人会说，这有什么用？还不如有个好爸爸。
　　诚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良好的家庭背景，绝大部分人没有生来嘴里就含着玉的命；但是古来的成大业者，草根的比例还少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彼可取而代之！”

　　——“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不都是古人的草根宣言吗？
　　起跑线不平等，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口。没有志气，才是贻误一生的致命伤。
　　英国《人格》杂志的刊首发言人费昂格利，曾提出过一个基本观点——个性是有益于人类族群遗传和发展的隐性基因。
　　他做了个形象的比喻说：人要向大蒜、生姜、洋葱、韭菜这类个性饱满、气味强烈的蔬菜学习。
　　说得好！
　　人，可以残缺，但不能平庸。

　　所有的失败者、落伍者，都不是因为运气不好所致，而是因为没有远大志向的结果。
　　如今的世俗衡量标准，已经把成功与否的标准变得非常简单了，因此成功应该就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
　　——赚钱，要赚很多的钱！
　　坚持数十年如一日，难道还不能达到一个起码的高度？
　　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所以，人生的标杆要竖得很高才行，才能确保你的努力能获得一点像样的成果。

　　所有的失败者，都是因为在人生某个阶段满足于嗟来之食，满足于小富即安，等到时代大潮冲走了一道脆弱的屏障之后，他们就只剩下了衰老和惶恐。
　　从头再来？
　　还有时间了么？还有勇气了么？
　　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