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分法，简单是简单，但是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于事无补。
　　中国古代史上，若从经济上划分势力，应为四大势力，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包括地主和自耕农）、商人（工商）。

　　其余的均属依附型群体，构不成经济势力。
　　经济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四大势力在角力。看明白这一点，我们读史的很多困惑就会迎刃而解。
　　当时的朝廷（中央政府），并非天生就是农民的死对头，更不是什么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它的立场态度，随需要而变化，时而照顾地方，时而照顾农民。中央和地方也并非铁板一块，有时朝廷会因为经济利益而与各州县关系闹得很紧张。
　　在经济博弈中，金融、货币永远是朝廷的一个工具。
　　朝廷用它来调节自己与民间、与各个阶层的关系，用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在诸种势力中，朝廷是最强大的一方，经常掌握主动权。
　　不过一旦没把经济杠杆玩好，就会激起全民的愤怒，比如王莽。
　　在唐代，有一位官员兼学问家，叫刘秩，是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儿子。他在唐玄宗年代编写了一部历史工具书《政典》，收集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史料，分门别类地编排，开创了咱们国家此类书籍的先河。
　　令人叹服的是，在金融方面，刘秩也很有见地，他学《管子》学得好，学贾谊也学得好，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金融学说。
　　管子和贾谊都主张禁铜，反对私铸。他们认为：货币是君主之权，可以用来平衡各阶层之间的轻重本末。

　　国家想让哪个阶级的地位变高或变低，通过货币政策就可以办到，反之亦然。
　　所以，君王必须掌握铸币权，货币只能“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货币的制造、发行、调控等等，都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并非单纯只是经济上的事儿。
　　刘秩完全赞同管子的“轻重论”，认为“国之兴衰实系于是（国家兴衰就在于货币）”。所以，他反对张九龄的“准许私铸”建议，主张国家垄断铸币权。
　　看来这个刘秩，是典型的御用经济学家，但他不掩饰自己。
　　是就是，怎么啦？

　　御用，并不等于就要装疯卖傻。刘秩的观点非常正确，是给统治者出好主意，而不是出馊主意。
　　他写了一篇给皇帝的报告，题目是《货泉议》，也就是《说钱》的唐代版啦。
　　里边还真有些真知灼见，特别是阐述了商品经济的特点。
　　他说：“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
　　这是说，假如农副产品价格低，不值钱，就会伤害农民；反之通货膨胀，钱贬值，则会伤害商人。

　　前一个现象好理解，柑橘西瓜稀烂贱，果农当然要倒霉。而后一个现象，理解起来需要绕个弯子——通货膨胀，为什么商人不高兴？
　　通货膨胀，就是物价飞涨。
　　东西贵了，商人为何不高兴？因为这等于商人已有的货币财富缩了水。
　　当然具体情况还要复杂些，不过总体上可以这么看。
　　刘秩看清楚了这一点，就主张：“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且视时而作法敛散，以平物价，以安民心。”

　　“视时而作法敛散”的意思，是说要根据情况，制定从紧或从宽的货币政策。
　　要准确判断物价是高是低，钱是在贬值还是升值。多放一点钱出来，还是少放一点钱出来，要看情况。通过多投放货币或者回收一部分货币的办法，把物价平衡好，民心也就安了。
　　这就是宏观调控。
　　这理论，这实践，都是古已有之的了。
　　刘秩认为，“物重则钱轻”，东西涨价，也就是钱贬值。

　　而钱不值钱的原因，就在于钱太多了。这就要想办法回收一些，钱流通得少，自然也就增值了。
　　反过来也是，钱一少，就“重”，商品则相应地不值钱。
　　如此，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商人也没有做买卖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让物价适当涨一涨。
　　对唐玄宗后期日渐严重的经济衰退问题，刘秩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不繁荣，就是因为通货短少！
　　在他看来，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就是掌握了“轻重之本”。他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要把这权力让渡给他人（指私铸）。


日期:2009-01-14 09:38

　　既然说到了一位理论家，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古代金融理论史。
　　自从春秋末期的单旗先生以来，咱们中国的金融学有过几个流派，各说各的理。单旗先生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是“金属主义”学派的鼻祖，主张货币要足值，说多重就要有多重，不能玩虚的，玩虚的就是敛百姓之财。
　　在他之后，又有“名目主义”学派，说货币的价值那就是个名目，是王权说了算。王者说值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货币不过就是个流通手段，“面值”多少，与它本身的价值无关。
　　这一派比较典型的人物，是管子，他说过：“黄金、刀币，民之通货也。”（《管子*轻重篇》）
　　继承管子学说的，是西汉的晁错，他看的更透彻，说珠宝金银有什么用？“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大众偏偏就以它们为贵。
　　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皇权使它们贵重。

　　这一派，是历代铸大钱的理论支持者。
　　我们读者就算是外行，也都知道了，他们的这说法，只是部分真理。
　　货币日益成为独立的流通手段这不假，但币值绝不是王权意志的体现，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滥发大钱，没有不出乱子的。
　　经济学家们经常分成若干派，各执一部分真理，互相搅不清，远在古代就这样。
　　再往下，就出现了“实物论”学派。
　　这一派，产生于南北朝动荡时期。一些人看多了货币贬值或者货币量不足的乱象，所以提出了取消货币的主张。

　　他们认为，货币增值还是贬值，跟货币数量多少无关。那跟什么有关呢？跟市场上商品多少有关。商品多，钱就贬值，商品少，钱就增值。
　　这其实也含有一部分真理。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商品很少，那时的钱，确实很“值钱”，100元能顶现在的5000元用。
　　南朝宋武帝时，国用不足（国家经费缺乏），有人就建议，说这是因为钱币减少所致，应该搜罗民间铜器，多造五铢钱。
　　有一位叫范泰的金融理论家不同意，他说，商品多少，是在贸易中产生的，跟钱币数量没关系。无论商品昨日怎么贵，今日怎么贱，它都是那一个东西，就看生产得多少而已。
　　到了宋孝武帝，又出了一个周朗，更是主张干脆“罢钱”得了，用谷帛代替。
　　他说，农桑才是国之本，要重这个本，就应该罢钱。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废除货币论”，是激进主义学派。在现代也有过传人，曾经酿成的祸害那就大了，这里不提。
　　唐朝实行“两税法”，政府收税要收现钱，结果钱币集中于国库，造成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于是又有人重提“实物论”，如陆贽、韩愈等人。不过他们倒不是激进主义者，而是看到农民被盘剥得厉害，所以主张干脆就用实物纳税。
　　除了上述几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数量论”学派。
　　数量论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币值的高低，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当货币贬值时，就要少投放货币；当货币升值时，就应该多投放货币。他们认为，货币的投放量多少，是可以调节物价的。
　　西汉前期有一部经济学名著叫《盐铁论》，记录的是一场经济学大争论。其中贾谊就是“数量论”的代表人物。
　　东汉章帝时，因为谷价上涨，政府开销吃紧。

　　有一位张林看的明白，说，现在不但是谷贵，百物皆贵，那是因为钱贱。只要“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晋书*食货志》）
　　说得真是干脆利落！
　　刘秩，就是这一派在唐代的代表人物，他不但认为控制货币投放量可以稳定物价，还认为货币价值跟人口的多少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