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郭氏，总是不能不一声叹息。叹其早生50年，叹其与曾左胡李同生，而又难有其功高世勋。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之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诸中兴名臣之下，无法把自己做大做强：如左宗棠一样前呼后拥、如曾国藩一样左右逢源，“失败”之原因会正其性格。这在中国式“成王败寇”标准面前，无疑不是一种无奈、又不得不承认之现实！
　　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李鸿章等人在上疏朝廷希望给他立传赐谥时，尽量拐弯抹角，强调他对曾国藩、左宗棠三次出山如何有推挽之功仕，其《礼记质疑》一书如何“折中群经，淹贯三礼”。这自然煞费苦心，他们想把郭嵩焘纳入世人普遍可以接受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或者说，这些在郭嵩焘时代最能理解和同情他的人，试图按照自以为宽容的标准来肯定他的作为，以便弘扬他的业绩。这里，真正能看到他值得钦敬的地方：求真知的勇气，至诚的天性，相对统一的人格。

　　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1891年7月，郭嵩焘于长沙去世时，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其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朝廷旨意：“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郭氏更多“事迹”非本书探讨内容，不多赘述，有兴趣之读者可搜集更多郭氏资料参阅）......
　　孟容虽年小曾子城五岁，但其“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志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他之醉心潜研湖湘之学业、之精神、之成就初显，一度被曾氏赞为“卧龙”之美誉，开始对湖湘学人产生影响，比肩鹊起、驰骋宇内；着力弘扬湖湘学风，将之从学术上的经世中开始走出来的影响与成就来看，称之为“卧龙”实不为过。经其与时下的猛士高人的共举，使湖南由一隅一改以往那种鄙陋的边缘文化形象，渐渐向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坚靠拢，使近代的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江浙文化渐成鼎足之势来讲，非伟力不能为，更有此见，曾氏所言非兴致所至而为。

　　往往学术之人往往待人处世过于理想、甚至迂直，亦会自视过高而为常人所不解，其心气傲岸、高冷孤傲气象，亦则难为世人所容。但他仍“躬仁义而力践之，不以举世不为而自阻。饫道德而心乐之，不以没世无闻而自戚”，其坚持与坚守，决然体现其力践圣道，而不以得失毁誉为意的非功利处世态度，是十分令人敬仰的。恰恰这点，体现了中国老一代文的骨气、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也从其身上证明了儒学强大的生命力。

　　尽管刘蓉为湖湘的经世之学做出非凡贡献，但其身为儒仕仍然未完全摆脱旧时儒学之士腐儒弊病，自有其时代与个人局限性。既不似曾氏之大胆改造桐城派以倡洋务之风，而使陷入“空谈误国”式的空洞学术；开始关注时务、社会之学，以改良时风、影响时局。也不似郭氏之完全敞开心扉接受外来学问与事务，倡一时之新风。
　　而郭氏又是另一番景象，开放之过又为时下不容，多次遭受不公仍不改所为；虽同为后世敬仰，但其三子各不相同，但历史总有客观公论，即便是一时的是非曲直难以权衡，但大体会有一个公允的评价留世存史的（这些均是后话，此处先按下不表。因二人与曾氏属相交终生之人，本书亦有多部多个章节述及）。
　　简单述及刘蓉郭嵩焘之人之事，有些属后来之事，有些与本书无关，不再赘述。

　　再说回此时的曾子城，在此二友挟持之下如同开挂了一般，于功名学业上突飞猛进。虽是学业学问颇有长进，但作为曾子城可不敢对科考有丝毫的疏忽与轻视，因为这条路才是他改变人生的唯一正途！
　　日期：2022-05-31 08:03:08
　　不一样的曾国藩（84）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　　子城乡试跃龙门

　　改变士子命运之乡试
　　曾子城本是多思持重之人，随着乡试日期的临近，也静思梳理一番自己经年所学。
　　尤以近年也自感学业有长，顿时信心大增，恰又适逢道光十四年秋围，欲借秋围一搏、以验所学，顿有跃跃欲试之感。
　　曾子城虽然信心满满，但也因为刚刚中了县学的秀才，家人与本人一样对秋围（乡试）并未报太大希望。同时，既然大家都觉得正逢其时，并且人也正在长沙求学，不必专程赶赴长沙参考，本是便利之事，也就决定参加。于是，也是要好好准备准备，或许机缘己到，就可借此一搏而跃入龙门，而改变命运。

　　往往被士子们视为“鲤鱼跃龙门”之秋围（乡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各地的乡试一般在秋天举行，所以也称之为秋围，与三年一次、于次年春天举行的会试（京城大考）相衔接，正好便于刚刚中举之人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准备，于次年春天赶往京城应考。
　　秋围放榜有哪些程序，为何榜单被称为“龙虎榜”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按大清规定，每年的乡试录取人数都是有限制的。往往每科开考之前，朝廷都已定下各省的录取名额。因此，在考官们阅卷完成后，需要严格按照各省预定的名额录取中举之名单，不能随意增减，否则要受到责罚。

　　按例，考官阅卷后就要对外公布录取名单，称为“放榜”。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规定，乡试后半个月内须完成阅卷、放榜，一般在八月底。但后来随着应试人数增加，各省放榜日期也相应推迟。康熙五十年（1711年），朝廷要求大省在九月十五日前、中省在九月十日前、小省在九月初五前放榜。自此，放榜时间成为定制。
　　虽然有了放榜的最后期限，但各省具体的放榜日期、时辰等，并未统一要求，而由各省自行确定。因寅属虎，辰属龙，所以民间亦有求个好意头的良好愿望，于是各省也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自觉顺应民意，从而大多选在寅日或辰日放榜，这就是“龙虎榜”的来历，为的就是求个吉利。但顺天乡试的放榜日期，需要报告礼部，以便礼部奏请朝廷钦派官员复查。
　　通常，乡试放榜的前一天，为了确保发榜不出差错，考官们往往先要填写草榜。主考官依名次填写拟录取试卷的“红号”，草榜填写完毕后，所有乡试官员（包括监临、提调、监试等官）在内堂集中，共同拆卷，将试卷逐一核对红号，最后依照录取名次将考生姓名、籍贯填写在草榜上。然后，将草榜交给书吏，由他向在座的所有官员宣读考生姓名，完成这些手续后，再开始填写正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