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蓉病逝时，刘崐不在巡抚任上、退隐长沙已经两年，闻讯，不管世事的他迅速赶到接任的湖南巡抚王文韶府邸，与之一席长谈，极言刘蓉往昔之才能及乡贤诸事，王文韶于是上奏请求恢复刘蓉生前职务，得批准，之后刘蓉的专祠也在左宗棠的奏请下得建。湖南将其与郭嵩焘一并附祀于曾国藩专祠中。
　　本章中多次出现郭嵩焘氏，其人其事如何？欲知后文如何，敬请关注后文。
　　参考资料：龚军辉：《刘蓉：乡贤垂范亦政知》
　　日期：2022-05-29 09:47:39
　　不一样的曾国藩（82）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　 子城乡试跃龙门
　　上文说到，前文简述了刘蓉其人，接下来说说曾刘二人的“小弟”郭嵩焘。
　　郭嵩焘其人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府的湘阴县，是一个在洞庭湖出口的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族曾“富甲一方”，到其父一代，家道中落。郭嵩焘比刘蓉小5岁，比曾国藩小7岁。“进学”后，在岳麓书院读书时，经刘蓉介绍与曾国藩一见如故，结为金兰。前文已知，三子性情相近、抑郁抱负，“笑谈都与圣贤邻”，自是竞相比肩圣贤，相期终生。郭嵩焘初时亦科举不顺，期间多有坎坷，至1847年才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亲眼见识了英国炮舰攻击宁波定海，早早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撰著《绥边徵实》。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时，“太平天国”即将成事。接着，郭嵩焘亲自动员曾国藩，郭氏也亲临战场。后于咸丰六年（1856年）初，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焘来时，英法已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营得有模有样。这是郭嵩焘首次与洋人打交道，有点始料不及，原来传说中“红毛”“鬼佬”也居然长得漂亮、很讲礼貌，修建房子居然也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

　　自上海返回后，郭嵩焘即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书房”。其时，英、法诸国，要求重订条约、开放更多门户，且要使臣驻京。得不到许可时，便以武力要挟，炮舰停泊渤海，窥伺京师。咸丰皇帝命郭嵩焘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爷僧格林沁，以郭嵩焘已有的见识和理解，他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
　　此等思路哪能对得上“英雄阔步”之僧王，且僧王又获得庚子、辛丑以来与洋人作战最大胜利，以至举朝欢呼。对此，郭并不开心，曾国藩来信问其为何对备战欲言又止，对胜仗“无动于衷”？随之，郭嵩焘受命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而遭算计，被朝廷处分，又回南书房任职。郭嵩焘请回籍，以身体为由反复告假，皇帝也觉不可思议。回湘阴仅一月（咸丰十年八月初四），郭嵩焘从朋友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京城失陷，咸丰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发展是他早有所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言”。

　　他因此愤然说：“诸臣之罪，岂复可逭哉!”“僧王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他开列出“洋务四凶”，包括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释，之所以没有算上林则徐，是因为林则徐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但处置洋务，林则徐同样不得要领。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即复出，先作“苏松粮道”，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因左宗棠纠缠，也因自己抑郁愤懑请求，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于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之事，有更多思考，亦更忧患。同治十三年（1874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此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害，兴师台湾。看来，正是此难敷衍之危机，才让朝廷想起于洋务似乎有些办法的郭氏。
　　日期：2022-05-30 11:23:04
　　不一样的曾国藩（83）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　　子城乡试跃龙门
　　唾骂声中出使又于骂声中回国

　　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他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云南“马嘉理事件”，需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后，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时湘阴正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
　　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其内心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郭嵩焘在返国途中，曾检阅龚自珍集，认为从中可以领悟“处小人治凶顽之道”。船到香港，郭嵩焘曾上岸与正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的王韬晤谈。船开行后，郭嵩焘回忆1855年在上海拜访王韬于英华书屋之景，于当天日记写道：“顷阅子潜（王韬）《瀛土需杂志》，念之恍佛如昨，距今二十五年矣。一日之雅，雨舟之谊，潇潇风雨怃然于心，诵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句，为增怅悒。“

　　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对西方由一知半解到一一印证，尤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此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连小楷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然而，同时发生之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又“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尽快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点觉醒，以确定增强自己对世界之了解与认知，减少因颟顸而来的自我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