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6-16　12:59:02

　　分裂的自我
　　“面子”这个词在中国真是无远弗届。这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西方人在引进这个词的时候，一定非常苦恼，因为尽管他们的词汇很丰富，但是实在难找到一个词或者一组词来准确无误的解释中国人所说的“面子”。这种在他们的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叫人家怎么用语言去表达？
　　我很不愿意参加中国式的聚会，无论是同学聚会还是亲戚聚会，抑或是一群有某种关系的人聚会。那种举杯换盏间的虚伪和客套之词常使我如芒在背，该我发表这样的言论的时候我总是张不开嘴，一句应酬之词出口，内心马上产生一种因不诚实而带来的沉重的负罪感。
　　在交友方式上，我更愿意选择与另一个单独的个人面对面的交谈。在参加聚会的时候，我的老婆一般陪同在我身边，她已经习惯了在我开口说话时扯我的衣角，这使我在与一群人进行社交活动时很容易产生挫折感。我老婆的这一举动似乎在告诉我，只要我一张口，我就犯了错误。之所以如此，用我老婆的话说是因为我这个人心直口快、口无遮拦，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拐弯抹角，这会引发别人内心的不快。按我老婆的教导，与人说话要讲究艺术和技巧，照顾别人的面子，不要有什么说什么，而要有什么不说什么，说你并不真正想说的话。

　　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它意味着要我将自我分裂成两半，一半用来与家人打交道，一半用来与家人之外的人打交道。需要掌握两种表达体系，一种表达体系是真诚和直率的，另一种表达体系是虚伪和客套的。由于我的原生家庭的影响，我只掌握了第一套表达体系。所以我的性格现在整体趋向于内向，我很害怕聚会，凡是聚会，一概能不参加就不参加。要不就是参加了也是孑然一人，沉默寡言，不参与别人热烈讨论的任何话题。在泛朋友圈中，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沉默的人。

　　但是实际上我有另外一个小一点的朋友圈，在这个朋友圈中，不但能畅所欲言，还经常能通宵达旦的神聊，聊得口若悬河，手舞足蹈。遗憾的是这些年能够跟我神聊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忘年交，年龄在五十岁左右。是些历经人世沧桑，洗尽铅华的中老年人。有时我会直接指出他们思想上存在的瑕疵，他们并不在意，反而能够不耻下问。当我对他的问题进行剖析的时候，不但不会让他们恼怒，反而会换回他们的赞叹声。他们也同样这样对待我。我们互相促使对方反思和长进。我认为这样的谈话是有乐趣的，是创造性的谈话，而不是鹦鹉学舌式的谈话。所以很喜欢这样的交流。我个人认为，交谈双方除非彼此都能放下好胜心，不把言语上的胜利当回事，而把真正的自我长进当回事，否则交流纯属浪费时间。

　　当然，客套也是种艺术，也很有创造性，溢美之词总能花样翻新也是种本领。这种本领可以让一个人成为交际明星，并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出人头地。有几个读者看到我的辩才很好，以为我是口才方面的高手，希望向我请教这方面的经验，好与人打交道。这让我很惶恐，我自己的弱项我有什么指教别人的资格？
　　有人错误的认为，一个善于用语言笼络人心的人一定会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他肯定具备良好的组织能力。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中国人一向缺乏协作精神。当他们说多了客套话后，他们对别人的客套话产生了天生的免疫力。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在你跟前说得天花乱坠的家伙是在满口胡柴，没有一句真心话。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信任托付给这样的人。所以，中国人好面子的同时也表现得格外多疑。当别人说得滔滔不绝的时候，中国人本能的在心中想：这个家伙到底想干什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这样的两种语言体系的夹击之下，很多人表现出一种自我分裂的状态，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自己编造的故事世界，一个是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世界。当他们离开故事世界回到真实世界的时候，多少会感到有点羞惭和恶心自己。我曾经以《真实世界与故事世界》为名写过一部小说，但不幸的是文稿已经被我自己毁掉了。毁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需要与这个世界和解，不然我的内心深处一直不安。也许以后我还会重写一遍，去掉原来的偏激。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也不能做到完全的只坚持一套表达体系，强大的外在世界使我惶恐的躲进自己的内心深处。我常常在想：我周围的这些人到底要干吗？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自我分裂难道不累么？
　　我相信很多人在说第一句漂亮的恭维话时都是强迫自己去说的。在中国，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很不情愿去做，但是却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做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呆长了，人不可避免的具有强迫症和抑郁症倾向。强迫和压抑自我并在独处的时候谴责自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这，我个人认为是对自我自由人性的一种摧残。
　　我是个标准的宅男，大部分的时间是孤身一人的呆在家里或者走在树林中。虽然我有家小公司，但是我已经习惯了用最自由的方式去管理大家，很少去办公室，除了给大家分配工作任务和发工资、发奖金、聚餐之外，我很少跟他们在一起。坚持用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的方式去管理公司。而且，老实说我现在很想摆脱自己创建的这家小公司，重新回归到彻底自由的状态。
　　我曾试图探寻这个问题的根源。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缺乏宽容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对失败者不够宽容，对直率的言行也不够宽容。而追根究底，是大家对真实的不宽容，很多人在真实面前显得手忙脚乱甚至勃然大怒。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真实，从小没有学会面对真实的自己。
　　我们习惯了用现实一词来代替真实，并习惯了将这作为自己的虚伪的借口，很多人还会加上无奈二字以将自己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为了使自己的这种人格不健全的做法少受良心上的谴责，大家还将之美化为成熟的表现，并用嘲笑另一个人的真实的方式来加固这种信念。对于那些喜欢说真话的朋友，我们中很多人喜欢居高临下的去评点他们的不成熟，认为他还像个孩子，急于表现自我，不懂得圆滑。与此同时，我们自己却又羡慕孩子们的天真无邪的快乐和哀叹自己的忧愁之多。

　　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同时存在于一个民族全体子民的身上，并且持续了这么多年，这实在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当然，用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来解释是非常容易将其中的弊端完全掩饰过去的。用这样一句话也可以让我们良心感到很安慰。
　　但我不这样想，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的封建体制的熏陶，在封建体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的驱使下，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摇尾乞怜的乞食者，这种身份注定了我们要讨好我们的主人——王。为了从王那里多得点赏赐，大家不得不匍匐在地，用王喜欢听的溢美之词去讨王的欢心。今天和过去最大的不同不是没有王，而是王太多了，我们身边几乎处处都是这样的王。妓女和恩客之间，本来就没什么平等可言，承欢是妓女的工作任务，所以妓女从不在意自己的人格，只以讨好他人为务。我这个比喻会让很多人心里很受伤，不过请原谅，我不打算就此做任何修正。

　　201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