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6-14　07:25:14

　　娜拉出走后怎么办？
　　十恶若止，名十善行耳。
　　——《佛说四十二章经》
　　有时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前辈们的著作，心中十分感慨，关于中国文化中的劣根性至少已经谈论了一百多年了，如果算上洋务运动时众精英的“西学中用”的浪潮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有志之士已经在反省二、三百年了。中国的近代史，有一根主线在牵着，那就是精英份子一直都在试图去除中国文化中的劣根性，同时输入西方文化的精华，以改善本国的文化。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是如此。

　　近代史上说得出来名字的风云人物，几乎都在从事着同样的一种事业，就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进行改良和变革。只是各自所在的具体领域不同而已，蔡元培等人从教育上入手；费孝通等人从社会学研究入手；胡适和鲁迅等人从文化运动入手；张之洞则是个集大成者，不但其《劝学篇》曾在文化领域产生轰动，其本人更是一边大力倡导事业兴邦，一边大力发展教育；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用革命的手段去改变现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试图在体制内进行改良；就连慈禧、光绪这些人也在不断尝试通过宪政改良的方法改进体制内的毛病；至于最近的几十年，则有蒋经国在胡适的影响下在台湾推行了自由民主制度，但是台湾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掉民族文化劣根性的问题；***等人则在大陆推行改革开放，大陆体制内不断的涌现风云人物，这些人的魄力和胆略都是令人倾佩的。他们拨乱反正、力挽狂澜，在大是大非面前很多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

　　所有的这些努力，的确都产生了效果，但是并不理想，也许是因为做得还不够。
　　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在呼吁娜拉应该出走，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终于忍无可忍，出走了。我们的有志之士同样在呼吁国民要像娜拉一样，勇敢的出走。不过吴敬琏的老师顾准在目睹了文丨革丨残酷的现实之后，在思考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娜拉出走后该怎么办？
　　吴敬琏的一生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再没有多少时间去找到这个答案。吴敬琏在研究了一辈子经济学后醒悟到，经济不仅仅只是经济的问题，经济学家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不改变文化基因的话，经济学家所有的呼吁都只不过徒劳而已。因为现实不会按照学者们所设想的正确方向走，现实只在受到历史性的惩罚后才会反省一下。
　　顾准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被费孝通找到了答案，费孝通是中国学者中最具实践精神的一个，为了写作其社会学著作，费孝通先生常年驻扎在他所要研究的目标的所在地，他曾经在瑶族做了好几年的社会调查，其第一任夫人甚至因为这个原因丧生在瑶族山区，令其悲痛了一辈子。他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都是在做了最坚实的社会学田野调查工作后写出来的。今天已经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学者了，为了写作一个主题，要在某个乡村呆上三五年的时间，和村民一起生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去记录自己所能看到的每一个细节，并认真去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基因。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思维惯性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惯性，要想改变，需要的是一项全面和漫长的社会工程。费孝通先生师从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者，创建了人类学的功能结构主义学派，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都具有某种必须的社会功能，文化基因是社会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结构，某个社会为了能够持久的运转，必然会自动形成一系列的延续这种文化基因的机制，这种机制确保这个社会的文化基因不断代。并从根子上影响到每一个人。

　　在人类学界，环境对人的影响被视为社会的涵化作用，就是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在整个社会群体的影响下，不可避免要不同程度的被社会同化，并进一步成为维系这个社会持续下去的一份子。一个人被社会涵化成功之后，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零件，维护社会文化的稳固性的同时，也向他的下一代和他身边的人传递着他被这个社会涵化的各种文化特征。除非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深刻的认识到其自身存在的文化基因的危害性，并严格从自我做起，以其实际的行为来改变自我和周边的世界，否则这种文化上的继承将会成为一个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怪圈。并最终影响社会整体机制。

　　而且，文化基因的改变也需要实实在在的去摧毁过去的某些具备教育功能的社会风俗和社会仪式，比如贞节牌坊这种约束妇女的封建传统，如果它一直存在的话，那么像《儒林外史》中提到的某个臭冬烘，在其女婿死后，一个劲儿的鼓动其女儿自杀殉情这样的愚不可及的事情就会一再发生。
　　不过更广泛的范围内的摧毁需要依靠思想的传播，思想的传播具备强大的威力，它能够改变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并通过这部分人去改变另一部分人。尤其是在现代这个宗教已经不再具备过去那么强大的威力的现实世界里，思想已经成为唯一可以改变人的利器。武器可以消灭一个社会的许多人的肉体，但是消灭了这些人的肉体之后就能消灭掉承载在他们身上的劣质文化吗？当然不能，因为那些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劣根性，同样也存在于其他人身上，那些人一旦获得了被他们痛恨的人的社会地位后，他们自己也会成为与那些被自己所痛恨的人一模一样的人。

　　很多人担心中国文化糟粕一旦被去除后，中国人将会成为迷茫的一群人。文丨革丨似乎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但是这种认识我个人认为不正确。一种恶真的被中止后，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善。因此佛陀才说，十恶若止，名十善行耳。当我们不漠视我们的邻人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个热心助人的团体。对此我深有体会，在我们小区我很少袖手旁观，因此我在这里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团结了一批人，这些人在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也坚决不袖手旁观。

　　与人为善的风气需要人去启动，如果始终没有人去启动，那么与人为善的大环境就不可能建立得起来。在《圣经》中，上帝一再要求信众们爱自己的邻人，因为邻人就是自我的外延。对邻人的漠视，归根究底，是对自己的根本利益的巨大损害。抛弃邻人，我们会自动瓦解掉我们天然的同盟。没有同盟的人，就会是一群孤军。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跟别的班打群架，打得愈演愈烈，连续几个礼拜的打。因为我是学生中的精神领袖，老师们最终将化解这一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的班主任，一个经历了文丨革丨的老人对我说，打群架是不好的，但是我很欣赏我们这个班级的班风和你个人的精神凝聚力，你们能够团结一致，在自己的同学受到别人的欺负的时候不作壁上观，这是优良的品性。也是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告诉我，人要站着活着，不要跪着。在文丨革丨时，他也被列为批斗的对象，但他用一把锄头护住了自己的尊严。他的教导令我受益匪浅。

　　我一直赞赏“小慈乃大慈之贼”的古训，整个社会对小恶的容忍会让那些本来只有一点小毛病的人茁壮成长为大恶魔，因为他们会在现实中发现他的恶所向无敌，居然无人敢阻挡他。因此一个人对恶要及时的制止，当然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否则就会有丧命之忧。而如果有人能阻止另一个人作恶的话，那么这种惩罚将会使他记忆深刻，再不敢轻易作恶，暴徒的本质都是懦夫。因此社会环境的恶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同时也损害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如果不能认清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话，我们的社会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许多热心肠的人都会产生一种孤军作战的感觉。我一般是选择用菜刀说话，因为政府不让我们合法持有枪支。一把菜刀也能震慑住不少人。

　　娜拉出走之后并不可怕。我们这个民族在去除了这些劣根性之后，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的勤劳、敦厚、知足、宽容、智慧以及在骨子底里的仁爱（这从汶川大地震后国人的集体表现可见一斑）都是在这个世界上领先的。如果再像鲁迅所提倡的那样，从西方拿来点公民精神和爱自己的邻人的精神，克服自己的自私自利和懦弱的话，我们的国民的幸福感将会大幅上升，社会发展也将比现在平衡和和谐多了。

　　首发自弘律个人博客：www.honglv.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