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随着当今圣上的越发衰老，陛下就越来越不能勤政爱民，反而却为了满足利益阶层的私欲，不断地与民争利。
　　朝廷官府无休止的搜刮，勒索，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快乐享受，骄奢淫逸。造成的最终后果是，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当朝贤相纷纷被黜，先后去世，更是给李林甫，杨国忠之类奸人以可乘之机。说真话的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吹须拍马之徒。只有那些贪鄙，懂得贿赂巴结上司，道德低下的家伙，才有机会混入官僚阶层。国家政治，可想而知。
　　开元十七年，宇文融以聪明灵敏，口才流利，反应迅速，搜刮民财，增加岁收，懂得上司心思，深受皇上宠爱。

　　上行下效，致使文武百官的正常业务，全被‘特使’之类夺走。
　　就这样，皇上越发不能得知下情，以为国强民富，追求奢侈享乐的心理越发强烈，致使人民悲苦，民不聊生，全国怨恨。
　　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更是变本加厉。那奸相表面待人十分温柔，十分亲热，实则阴险狡狯。他精于谄媚拍马，计谋百出，百般揣摩皇上的心思，投其所好。他用尽心机结交宦官，结交武惠妃与其他嫔妃和家人，尽力讨取皇上欢心。皇上被蒙蔽，事情真相遂全然不知。
　　那时，皇上在位时间已相当长久，对权力的沉迷越深。因而，他的行为渐渐放肆。没有谁能规劝，也没有谁能制止皇上的私欲。
　　他追求奢侈享乐之心渐渐扩张，而对国家政事却是懈怠厌倦，渐渐使大权旁落于奸相之手。奸相们结党营私，从而使政事更趋混乱，难以收拾。
　　开元二十四年，崇尚正直，敢说真话的张九龄宰相，也最终被排挤出权力中心。

　　从此以后，政府官员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俸禄，对上级更加恬不知耻地溜须拍马，无耻地奉承，甚至将自己的妻女送与上司玩乐，假·大·空话盛行，整个社会堕落腐化形成风气，再也听不到真实，公正，直率，为民的言论。
　　李林甫蒙蔽皇上的眼睛，耳朵，渐渐使权柄滑落到自己之手。对于那些有才能，有声望，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人，李林甫一定千方百计地将他排除。
　　后来，奸贼李林甫又在皇上面前上演了一场‘野无遗贤’的丑剧，声称政府已经搜尽了天下英才，断绝了穷苦士子上进之路，无法参与朝廷政治，使国家权力垄断于一二家族之手，使天下士子百姓为之失望，怨恨。
　　实际上，任何时代都是有着无穷无尽，各式各样的人才的。
　　‘野无遗贤’的恶果是：一使穷苦士子没有了参与国家大计的机会，以致对朝廷绝望怨恨；二是使人才浪费，甚至使其投入敌营，造成更多的敌人。

　　皇上呢，在被奸相投其所好后，是贪欲与邪念越来越盛。
　　为了皇上自己的面子，后宫赏赐是越来越没有节制，天下财富越发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国家财政却越发空虚与拮据，正常的军队，政务开支，反而没有了着落。天下人更生不平与怨恨之心，反叛之心油然而生。
　　官员们更是一心猜度皇上的想法，一心向皇上献媚，以捞取自己的私利。他们千方百计地搜刮，剥削百姓，把财物运到后宫或私人库房，供应赏赐和欢宴。
　　在一定时间内，社会财富是不会陡然增加的。因此，人民的赋税只会是越来越重，生活将会越发窘困，最终导致人民生活无着，妻离子散，怨苦无处申诉，更生仇富与反叛暴乱之心。
　　天宝十一载，皇上又任命国舅杨国忠担任宰相，身兼重要职位四十余职。

　　难道我们堂堂大唐真的是没有人才了吗？
　　国忠因裙带关系而任高职，宣告了我们天朝正常用人制度的毁灭。天朝最终落入了任人唯亲，家族垄断国家权力的不妙境地。
　　以史为镜，当政府感到人才枯竭，少数人却独揽大权，大兼其职之时，正是真正人才被逼到反抗阵营，有能力倾覆国家之时。这就意味着国家将会出现严重的危机。
　　这一切，正是皇上对贵妃这位善解人意的族兄大为欣赏所造成。
　　国忠对皇上的喜怒哀乐了如指掌，然后百般迎合。他用种种方法压榨百姓，聚敛金钱，供皇上挥霍。因此，皇上对他的恩宠，与日俱增。
　　施政混乱，不信不义，用人不当，都是我朝的最大弊病。

　　开元十四年，渤海国大武艺兄弟相争。皇上却偏信一方，不以诚信待人。他常用欺诈的小动作，处理国事政事与外交事务，自作聪明，最终尽失蛮族信任。
　　杜暹当安西总督，挑起边塞冲突，致使生灵涂炭，可说是罪大恶极。只因他善于贿赂，不仅未受任何处罚，反而加官进爵，天下尽知。
　　安禄山狡猾灵巧，精于谄媚。他对皇上及左右亲信都送以重礼，最终担任了三个节度使要职。
　　他无论奖赏与惩罚都自己作主，权倾中外，越发傲慢凶暴，以致不能控制。
　　后来，安禄山恶贼到长安朝见，发现京师的门户洞开，腹地防务空虚，军队贪腐成性，朝政混乱不堪，狂妄背叛之心越生。他越来越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终致反叛的非常事件发生。

　　天宝六年前后，各地节度使全都是蛮族将领，失去了权力的制衡。帝国所有的精锐部队几乎都在北疆，腹地空虚，重心渐渐失去偏差，终使安禄山叛贼野心得逞。
　　这些施政混乱，用人不当的措施，都造成了巨大的恶果。而这些罪责，最大的责任人就是皇上自己。
　　当安贼的阴谋已经十分明显，皇上却仍然偏听偏信，狐疑不决。你说哪有不酿成变乱的呢？
　　安禄山本姓康，本是营州（今辽宁朝阳）人。他的父亲可能是康姓胡人，其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阿荦山（一作轧荦山），即战斗的意思。姓氏本应读作亚力山大。
　　相传，其母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突厥尊扎荦山为战斗之神），遂于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正月初一感应生子，故名扎荦山。

　　安禄山的父亲死得早，他从小就随母亲在突厥部族生活。后其母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注之兄安延偃。
　　开元初年，安禄山所在的突厥族破落离散，安禄山就与将军安道买之子安孝节，安波注之子安思顺、安文贞一起逃离突厥。他遂与安思顺等约为兄弟，从此即冒姓安氏，自名安禄山。
　　安禄山长大以后，膀阔腰圆，满脸胡须，狡黠奸诈，凶狠毒辣，善揣人意。
　　他长期生活在北方多民族杂居地，深知蛮族习性。他与同里的史箤干(史思明)一同长大，两人情同兄弟，两个人都以凶猛善斗，武艺高强而闻名。
　　安禄山在三十岁前一直混迹在边疆地区，靠做生意谋生，是一个不十分安分的商人。

　　他三十岁那年步入军旅，开始任诸市牙郎，据说他懂得边疆九种民族的语言。
　　其时，正是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张守珪任范阳节度使。
　　一次，安禄山因盗羊，遭追捕的士卒们围打。他大声呼喊道：‘大夫不想灭奚与契丹两个蛮族吗？为什么要杀壮士呢！’
　　张守珪听见，见其言貌不凡，于是就释放并任用了他，令其与同乡人史思明同为捉生将。
　　安禄山骁勇过人，又熟谙山川形势，故每次出击，都能以少胜多，擒获不少契丹人。
　　后因功，安禄山被擢升为偏将。其后更是‘所向披靡’，深受张守珪喜欢，被收为养子。并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担任平卢将军。